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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河变迁
天津的发祥宝地——三岔河口

    2014年6月22日,中国大运河项目在卡塔尔多哈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38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上通过审议,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中国第32项世界文化遗产。作为“运河城市”之一的天津,欣逢盛事,我们也捧出一部由天津市档案馆牵头,组织数十位民俗、档案、历史等领域的研究学者共同编撰,精心打造的力作《天津运河故事》。这本书的编写,代表了天津档案人弘扬运河文化的历史责任感,既是为大运河申请世界文化遗产尽一份绵薄之力,也是我们向这片运河故土献上的一份心意。为了更好地理解天津的运河文化,我们有必要对天津段运河以及天津的历史做一番回顾。今天天津段运河的格局,早在七百多年前的元朝就已经形成。元朝统一中国后,设大都为首都,保障首都的粮食供给成为当务之急。为此,元政府将已经淤塞的隋运河北段取直,由徐州直接向北,经济宁至临清,进入隋运河的永济渠段,北至直沽三岔河口,南运河由此形成。同时,忽必烈下令将通州以南的潞河水道加以修整,作为大运河的主航道,与南运河在天津三岔河口交汇,这就是后来赫赫有名的北运河。京杭大运河由此实现了南北贯通。此后的明清时代,除了明初永乐年间进行的修整疏浚外,天津段运河再无大的变化。在此,我们节选该书的第一部分《运河变迁》,以飨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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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的发祥宝地——三岔河口

钱刚 刘月志
  
    天津三岔河口,自古以来就是北方地区的水路要冲。有关三岔河口的记载最早见于《宋史》,记有公元1081年黄河至“清州独流寨三岔口入海”。其实,三岔河口步入历史舞台更早可以追溯到隋朝,隋炀帝开凿的京杭大运河成为贯通南北的水路交通动脉,三岔河口开始出现了以捕鱼、晒盐为生的人家,至北宋中叶,这里形成了天津最早的居民聚居地。
  
    元代定都大都(今北京)后,天津地区成为都城的重要门户。尤其是元世祖忽必烈完成了通惠河的开凿,大运河全线贯通后,三岔河口处于南运河、北运河与海河干流交汇点,不仅衔接南北,而且沟通河海,地理位置之特殊与重要为北方所少见。随着海运漕粮的迅猛发展,三岔河口开始成为重要的商品物资集散地、漕粮转运枢纽、水陆码头和繁华市镇。历经元、明、清三朝,三岔河口始终是漕、海运的必经之地。元代诗人的诗句“晓日三岔口,连樯集万艘”,就是对当年三岔口繁华情景的真实写照。
  
    明初,燕王朱棣为争夺皇位,发动了中国历史上著名的“靖难之役”,他率领大军从北平出发,在三岔河口渡河,后突袭沧州打了胜仗。1403年,朱棣登基称帝后,将直沽赐名“天津”,意为“天子渡津之地”,并在直沽渡口(今北大关)建“龙飞”“渡跸”牌坊。1404年,傍河修筑了天津卫城,故有“先有三岔口,后有天津卫”之说。
  
    以前的三岔河口,位于今天的狮子林桥附近。1918年,在当时的北洋政府支持下,三岔河口裁弯取直工程启动。裁弯后,去掉了侯家后大湾,这样南运河与北运河在金钢桥处,与海河干流交汇,形成了今日之新三岔河口。三岔河口是天津城的发祥地,几百年来,它见证了天津城的发展,对这座有着600年历史的名城有着巨大的意义。
  
    一直以来,三岔河口都被作为天津的政治中心。从金代的直沽寨,元代的海津镇,明代的天津卫,到清代的天津府,其衙署都坐落在三岔河口。特别是明清以来,凡中央直属的机构,或重要的军事设施,都设在三岔河口一带。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直隶总督荣禄为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来天津阅兵,在三岔口窑洼浮桥北端临时修建了行宫,称为“天津行宫”。后来因为“戊戌政变”,这座行宫并未启用。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新任的直隶总督袁世凯从八国联军手中接收了天津,并将省城由保定正式迁到了天津,将“天津行宫”改建成了直隶总督衙门。辛亥革命以后,直隶总督衙门又成了直隶(河北)省政府、天津市政府的所在地,窑洼浮桥也被金钢桥所取代。发出无数政令的直隶总督行馆和直隶总督衙门也都变成了昔日的历史遗址。

    三岔河口在天津的经济发展史上,也占据着相当重要的地位。通惠河开通之后,三岔河口变成了南北漕运的中转枢纽,随着北方人口增长和边防驻军的增多,元代每年从南方调运进京的粮米达300万石,明、清两代则增加到400万石。明成祖朱棣用15年时间兴建紫禁城,其工程所需巨木、金銮殿地上铺的“金砖”等材料,以及与京城人民生活息息相关的丝绸、茶叶、糖、竹、木、漆器、瓷器等物资,都是趁丰水期经大运河源源不断运到北京,三岔河口因此迅速发展为天津最早的商品集散地和航运中心。“三岔口,停船口,南北运河海河口,货船拉着盐粮来,货船拉着金银走,九河下梢天津卫,风水都在船上头。”这首歌谣只有六行,却真实地反映了三岔河口漕运的繁忙景象。当时的三岔河口,大批船只来来往往,熙熙攘攘,商贾云集,车水马龙。货栈、银号、店铺交易火爆、买卖兴旺。三岔河口很快便完成了从乡村聚落向城镇市集功能的转变。
  
    康熙年间,清政府在北门外南运河北岸的甘露寺设立了钞关,这样大大方便了往来的漕船、商船验关纳税,南来北往的货船必须在此通关后才能上岸交易或放行,逐渐规范了天津的航运秩序。与此同时,外地客商也看好这块风水宝地,陆续前来投资经营,“同生和”、“德华馨”、“谦祥益”、“瑞蚨祥”、“正兴德”等众多的老字号在这一带诞生,三岔河口因此在天津商界一直保持着重要的地位。
  
    随着近代工业的发展,三岔河口地区还诞生了天津最早的机器制造业。在南、北运河沿岸,靠近三岔河的三条石大街陆续出现了为过往船只装配、更换各种铁件的铸铁作坊。到了20世纪初,三条石的机器铸造业迅速发展,一方面是因为天津城市建设需要大批的铸铁制品,另一方面也是得益于清政府推行的新政策。20世纪20年代以后,天津的民族工业蓬勃发展,各厂的机器虽然是进口的,但是零配件却是就近采购,再次为三条石机器铸造业提供了极大的发展空间。
  
    三岔河口地区不仅是天津近代工商业发展的摇篮,而且还是天津的文化、教育中心,具有十分厚重的历史文化积淀。航运在天津三岔河口的发展,使这一带商业流动人口增加,文化娱乐业也得到发展。1870年后,随着城市的发展,梨园界优秀人材不断涌现,促进了天津早期戏园——茶园的发展。清道光年间,崔旭在《津门百咏》描述道:“戏园七处赛京城,纨绔逢场多有情;若问儿家住何处,家家门外有堂名。”可见当时天津茶园之盛。其中的“四大名园”金声茶园、庆芳茶园、协盛茶园和袭胜茶园,都分布在三岔河口附近侯家后、钞关一带。清道光、咸丰年间,第一代京剧艺人余三胜、谭志道(谭元寿之高祖)以及杨月楼、谭鑫培、孙菊仙、汪桂芬等都曾在“四大名园”演出过。这一时期及至稍后的一段时间里,仅坐落在三岔河口一带的茶园便有50多处。这些茶园因角而兴,角又借园而红。至今,三岔河口一带仍有以茶园命名的街道、胡同,如天福园胡同、金华园大街等,茶园对这一地区的影响可见一斑。
  
    天津较早的戏曲科班也出现在三岔河口地区。其中,以北派武生李吉瑞的大吉利科班,培养出“江南活武松”盖叫天的隆庆和科班,培养出“四大名旦”之一荀慧生的三岔河口韦驮庙义顺科班以及培养出机智诙谐、敢于讥讽朝政的早期京剧丑角刘赶三的侯家后雅轩票房最为著名。
  
    三岔河口地区也是天津近代教育的发祥地。清朝末年,以严修为代表的一批教育家,热心乡里办学,开创了早期的教育事业,三岔河口一带涌现出大批中小学,比如位于锅店街的北门东中学、三条石中学等多所官立、私立学校等,数量众多,不胜枚举。教育事业蓬勃发展给三岔河口地区带来了浓厚的人文氛围,从北大关针市街的梅氏家族中,就曾走出了前清华大学校长、著名教育家梅贻琦。
  
    三岔河口的饮食风俗是天津饮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历史上,繁忙的漕运将四面八方的特产聚集到三岔河口,银鱼、刀鱼、梭鱼、鲤鱼、鲫鱼、青虾等河海两鲜给津门厨师提供了用武之地,极大的促进了此地饮食文化的发展。康熙元年(1662年),在“八大成”之首的“聚庆成”饭庄的带动下,其他七家带“成”字号的大饭庄先后在三岔河口南运河岸开张纳客。“八大成”所经营的菜品是纯正的天津风味菜品,酒席成龙配套,小吃一应俱全,各种席面完备,使天津菜达到顶峰。“八大成”饭庄在的南运河边,聚集开张应市,如此大规模的饭庄在全国并不多见。对于华北大部分地区都有着深远的影响。
  
    三岔河口地区历史悠久、人文荟萃,并非简单几句可以概述。寻访故里,往事如烟,连樯万艘、“龙飞”“渡跸”的繁华场面仿佛又浮现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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