档案见证物：朱其文口述回忆记录

　　档案年代：1959年7月15日

　　档案描述：口述档案资料，1959年天津市革命史编辑委员会对朱其文的采访记录，反映了抗战初期中共党员朱其文深入天津电话局，组织动员职工与日伪展开“抗交”（抵抗日伪接收）斗争的情形。

　　入选理由：随着中共天津党组织及其领导的革命力量不断发展壮大，中国共产党领导工人及爱国群众开展了包括破坏敌人军事运输、抵制敌人接管电讯行业、烧毁敌人军需仓库等形式多样的斗争。其中，斗争时间较长、参与者较多、影响较大的，要数天津电话局在中共地下党组织领导下，在电话局长、国民党员张子奇支持下开展的拒绝交出天津租界内电话局控制权的 “抗交”斗争。朱其文在回忆录中记述了党组织领导“抗交”斗争的过程，记录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市区工人及爱国群众开展的抗日斗争。

　　前世传奇：

　　在电视剧《借枪》中，有这样一个情节：在天津电话局工作的裴艳玲拿着点心去看望因“抗交”而被日本人抓走的同事家属。它取材于抗战初期一段真实的历史。天津沦陷后，为抵制日本侵略者强行接收，中国共产党领导电话局职工进行了历时三年的“抗交”斗争。

　　剧中的情节跌宕起伏，而真实的历史远比戏说精彩。天津市档案馆馆藏的档案讲述了这段“抗交”往事。

　　1936年春，中共党员朱其文受党组织委派，化名“朱子饰”，打入天津电话局开展工运和情报工作。

1936年9月1日，天津电话局局长张子奇签署朱子饰（朱其文）任秘书的函及手书便笺。

1937年6月28日，在天津电话局上报给交通部的函中，提及朱子饰（朱其文）于本年四月间“调充话费股主任”。（图片来源：天津市档案馆馆藏）

　　在天津电话局工作期间，朱其文充分利用其担任职工教育班主任的职务便利，依靠职工教育阵地开展活动。据他回忆：“因为当时电话局的职工待遇较高，都有一定的文化基础。党让我在职工中建立据点，我就通过公开的活动搞进步话剧团，还有时搞一些座谈，从职工的业务逐渐联系政治。”在教育职工方面，朱其文积极联络党组织选派人员担任职工教师，宣传进步思想。他还借负责招考话务员工作的机会，请党组织派同志来参加考试，借此招收了一些中共党员进入电话局工作。

　　不久，在中共天津市委领导下，电话局党支部建立起来。在此基础上，朱其文通过工作逐渐在职工中团结了一批抗日积极分子及上层爱国人士，为“抗交”斗争奠定了基础。

朱其文(1909～1987) ，曾用名朱子饰、朱子瑟。江苏如皋人。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天津沦陷后，日方企图强行接管电话局，以实现其控制天津电讯业的目的。租界以外的各电话分局均被日军接管，因电话三局（也称南局）、四局（也称东局）均地处租界，仍独立存在，成为日伪控制天津电讯业的一大障碍。

天津电话局“抗交”斗争旧址（原和平区烟台道电话局）。

　　当时电话局广大职工抗日爱国热情十分高涨，局长张子奇（国民党员）是中共河北省委领导下的华北人民抗日自卫委员会成员，抗日态度坚决。英租界当局既不敢公开抗拒日军，亦不愿让日军控制租界电话局。在中共天津党组织的直接领导下，电话局的“抗交”斗争很快发展起来。

　　为发动和组织电话局职工开展“抗交”斗争，中共天津党组织创办了以中共党员为核心的电话工人救国会，以救国会名义开展工作，就“抗交”问题与广大职工谈心沟通，消除他们心中的顾虑。为鼓舞职工们的斗志。朱其文还曾先后六次在职工大会上讲话，积极动员进步分子带头“抗交”。在中共天津党组织的种种努力之下，电话局全局职工一致表示“绝不把电话局交给日本侵略者”，并得到电话局局长张子奇的坚决支持。

　　日军几经交涉未能如愿，又企图利用伪政权来达到其接收目的。在僵持半年之后的1938年1月17日，日伪市长潘毓桂来到电话局并要召集全局职工训话，企图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压服职工造成接管的既成事实。结果遭到职工们的强烈反对和愤怒谴责，潘毓桂只好罢休。

　　随后，日军又采取破坏线路设施，迫害电话局职工，封锁租界，切断三局、四局联系等手段，企图破坏“抗交”斗争，并迫使租界当局就范。面对日伪当局的威胁恐吓，电话局职工没有屈服。3月16日，电话局召开全局职工大会，揭露敌人的阴谋，决心斗争到底。

天津电话三、四局“抗交”斗争中受到天津市电信局嘉奖的人员名单。（图片来源：天津市档案馆馆藏）

　　在“抗交”斗争中，爱国知识分子、总工程师朱彭寿表现了坚贞不屈的民族气节。由于他掌管全局的技术工作，日伪当局曾多次对其威逼利诱，许以高官厚禄，要他交出电话局机线图，都被朱彭寿严厉拒绝。1938年4月，日本宪兵队化装潜入英租界，在墙子河桥头(今南京路与成都道交口)将朱彭寿绑架。他面对严刑拷打毫不动摇，最后在狱中英勇殉国。

朱彭寿（1892-1938），天津电话局总工程师，以其坚定的爱国立场和高超的专业技术，发挥了积极作用。1938年4月被日军逮捕，在拒绝敌人诱降后，遭毒刑拷打，英勇牺牲。图为朱彭寿烈士登记表。（图片来源：天津市档案馆馆藏）

　　为避免引起日方注意，朱其文始终以电话局普通职工的身份开展革命活动，不与电话局党支部建立联系。随着斗争逐渐深入，朱其文面临的形势愈加严峻。为此，他搬进局内居住，外出时一手拿着哨子，一手摸着裤兜里的手枪。

抗战胜利后，“抗交”斗争时任天津电话局局长的张子奇，在一封书信中褒扬了天津电话局职工坚贞不屈的气节。（图片来源：天津市档案馆馆藏）

1940年，英国驻津领事为移交签订天津电话局协议问题给伪市长的函。（中译本）

　　1939年9月，英、法、意当局迫于压力，将电话管理权移交日伪当局。鉴于激发民众抗日热情、坚定御敌信心的斗争目的已经达到，根据党的指示，决定结束长达三年多的“抗交”斗争。电话局职工拒绝交出电话局控制权和电话通讯主权的“抗交”斗争，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直接给日伪当局及其电讯事业以沉重打击，在天津人民抗日斗争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党的《新华日报》曾连续报道了这一斗争的情况，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今生故事：

　　1959年，为搜集、整理革命历史资料，天津市革命史编辑委员会成立，由张鸿藻、史习芳两位同志负责调查走访天津市革命历史人物，并形成文字材料。1959年7月15日，他们采访了朱其文。1964年，天津市档案馆成立，张鸿藻、史习芳两位同志调入市档案馆工作，他们搜集革命历史资料的工作成果亦转藏于天津市档案馆，保存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