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12月，相声艺术大师、曲坛泰斗马三立从艺80周年暨告别舞台晚会在津举行之际，也正是天津市档案馆将百余卷“马三立人物全宗”档案接收、整理完毕之时。看着这些档案、资料和照片，读着一段段鲜为人知的故事，我翻阅档案的手在不停地抖动，心情由轻松变得沉重起来，眼圈也湿润了。原来，在舞台上给几代人带来无限欢乐的幽默大师，却经历了那样多的艰难与苦涩，他的从艺生涯又是那样的崎岖与坎坷…….

　　三岁不知母  五岁方认父

　　马三立，1914年生于北京的一个艺人世家，祖辈世居甘肃省永昌县，祖父马诚方靠一部评书《水浒》打进了北京城，父亲马德禄没有继承父业说评书，而是拜春长隆、恩绪为师开始学相声。由于他勤奋好学，为人老实厚道，深为师父喜爱，于是就成了恩绪的乘龙快婿。与此同时，他的相声艺术也日臻成熟，与李德钖（万人迷）、玉德隆、焦德海、张德全、周德山、刘德治、李德祥等并称“相声八德”而蜚声京津地区。

2002年4月27日，马三立在老年公寓

　　马三立的母亲恩萃卿，为生活所近，随父撂地唱大鼓。据他奶奶说，母亲自打生他后就一直身体不好，苦苦挣扎了三年后就去世了。随着父亲卖掉家里仅有的几件家具料理完母亲的后事，家也就不存在了，他被寄养在叔父家中。到一天天长大记事后，他发现有个男人隔三差五地就来叔父家送钱，感到很纳闷。一天，他正在门口玩儿，远远看见那人的身影，就一边往家跑，一边高声喊：“奶奶，那个送钱的又来啦！”奶奶把他揽在怀里，连声说：“傻孩子，快别瞎喊了，那就是你爹呀！”他怯怯地回头张望，见“送钱的”正站在门口冲着他笑呢！那年他五岁。这也就是马三立自己常说的“三岁不知母，五岁方认父”。

　　迫于生计  辍学学艺

　　那年月，人们视说相声、唱大鼓的为“下九流”，马三立的祖父、外祖父虽都是身怀绝技、颇有名气的艺人，但却受尽了吃“开口饭”的屈辱。亲身经历了这一切的父亲马德禄，很想让自己的孩子们脱离开这一行当，改换门庭。于是，他让两个儿子都上学读书，指望着“学而优则仕”，自己家也出个“进士”、“状元”什么的。马三立的哥哥马桂元是天津东马路甲种商业学校的高材生，马三立也曾在旧天津最好的中学——汇文中学就读到高小。如果说马桂元是因喜爱相声而自愿下海的，那么，马三立的辍学从艺则是生活所迫了。

　　1917年，父亲马德禄和师兄“万人迷”李德钖搭伴从北京来到天津，马家随后也就迁居到津门。初时，因他们的段子地道，在天津卫很走红，家中自然衣食无忧。但当父亲续弦娶了丁氏后，他家的日子则是每况愈下了。丁氏游手好闲、好吃懒做，父亲因烦闷又添了酗酒、赌博的坏毛病。1929年春，“万人迷”不幸染上了霍乱而不治身亡，失去搭档的父亲不久也被燕乐戏园辞退了。

　　父亲暂时的失业让家里的日子更加艰难，“吃饭”的问题逐渐成了全家的头等大事。全家人把目光不由自主地都集中到了仍在上学的马三立身上。

　　当父亲将让他辍学学艺的决定告诉他时，那一刻，马三立象被雷击了一样，呆怔怔地僵住了。不错，在他的脑海中对相声曾有过朦胧的好感，也曾向父兄学过几段，并在学校里小试身手，可当意识到自己将永远地告别学校、告别老师和同学们时，他忽然又憎恨起相声来了！但他明白一切都已晚了，他已没有了选择的机会，他同时也明白，这一有悖父亲初衷的决定更是他的一次痛苦抉择，这都是因为现实而又残酷的两个字：吃饭！从此，马三立开始了他坎坷而漫长的艺人生涯，他清楚地记得那是1929年秋天的一个傍晚，那年他15岁。

　　拜师从艺  养家糊口

　　旧时，卖艺的规矩很多，不论你家里人是几代从艺，也不管出了几个名家，只要子女想吃相声这碗饭，就得磕头拜师，同时必须加入班社，才算正式的相声艺人，否则就没有“家门”，得不到同行的承认。那是中秋节过后的一天上午，在南市燕尔戏园旁边的恩华云饭馆，经过了繁琐的拜师仪式后，马三立正式拜周德山（艺名周蛤蟆）为师加入山门。

　　周德山是“相声八德”之一，他的活儿好、路子宽，更是个出了名儿的好脾气，从不出手打人，这可说是马三立的幸运。但他却没能逃脱旧时学艺挨打的“惯例”，这打不是师父给的，而是来自哥哥马桂元。马桂元艺术修养好，性情高傲，脾气暴戾，责人责己都很严，同行中不少人都惧他三分。他对弟弟更是格外“关照”，师父教过的段子，马三立回家都要再给哥哥背述一遍，他要是听着不对劲，竹板、戒尺抡起来就打，或者冷不丁地抬手就是一拳，打得他一个踉跄，还得赶紧站直了身子接茬往下背，一不许喊疼，二不许哭！那滋味可真不好受啊！

　　但也正是这样严格的规矩才逼出了他一身的绝活。为了不挨打，为了继承父业，为了相声艺术，马三立练入了魔。学艺时专心听讲，细心揣摩，吃饭、走路想着练活，就连睡觉做梦还在说相声呢！他给自己定下了“非学不可、非会不可、非好不可、非精不可”的奋斗目标。就这样，在出师时，他已在天津卫的曲艺界“挂上号”，站住了脚。

　　1933年，马三立娶妻成家，马家的日子翻开了新的一页。可依旧没能走出贫困。争强好胜的哥哥马桂元因对坎坷人生的失望而消沉，染上了抽大烟的恶习，他的包银变成了缕缕青烟化为乌有，绝望的嫂子离他而去了，他自己则四处漂泊，很少回家。为还清家中的债务，父亲和马三立跑码头、赶场子，拼命地赚钱，悉数交给丁氏掌管，但这来之不易的血汗钱不是被丁氏挥霍了，就是变成了她的私房钱。等在外地辛苦了一年多的父亲回来一看，家里依旧穷得丁当响，而且旧债未清又添新账，一下子急火攻心病倒了，并且再也没有起来。1935年，年仅54岁的父亲撒手闭眼离开了人世，留下了一个支离破碎的家。全家生活的重担一下子落在了马三立孱弱的肩上。不久，耐不住寂寞的丁氏席卷家中的财物，趁马三立不在家时连夜奔走他方了。

　　1936年初，马三立举家迁至南市三不管，租了一间简陋的小平房住了下来。就在南市、鸟市、谦德庄、地道外等地，早、中、晚连轴转地说相声，挣钱糊口、还债。

　　艺海漂泊  饱尝辛酸

　　为了生存，为了养家，马三立跑码头、闯关东、几次进京、数度南下，走遍了大半个中国。从“划锅”、“撂地”到“入室升堂”，他还在最艰难的时候演过近五年的反串戏。在不堪回首的往事中，马三立最难忘的还是那次在闯关东的火车上……

　　1937年，日本加紧了对华侵略，天津卫市面萧条，每天的宵禁切断了艺人们的生路。迫于生计，马三立决定闯关东一搏！闯关东，老年间对华北地区的百姓来说，总带有一定悲壮色彩，那是不得已而别妻离家到一个陌生地方的铤而走险，许多人都是有去无还呀！

　　怀揣妻子烙的四张杂面饼子，坐在直达奉天的火车上，马三立的内心忐忑不安。一方面是因为对家中的妻子不放心，一方面是对自己此行的前途未卜。到了绥中县车站，上来了两个日本宪兵，四个伪军，他们对车上的旅客逐个盘查。“你是什么人？”一个伪军走到马三立面前问道。马三立慌忙站起：“我是说相声的。”“啪！”伪军一抬手就是一记耳光：“什么说相声的，问你是哪国人？”马三立连忙说：“我是中国人。”“啪！”又是一巴掌：“什么中国人？”直打得马三立不知所措了，顺嘴冒出句：“我是日本人。”谁知话音未落，又是一巴掌：“你小子敢冒充日本人！”三巴掌下来，马三立的脸上火辣辣的，眼前直冒金星，他不知该说什么才称这小子的心。可眼见得伪军的手又抬了起来，他急不择言地说：“我是法国人……不，我不是人，行不行？”那小子也乐了，喝令他坐下！他咽着眼泪还得说：“谢谢老总。”事后，有人告诉他说，一出关就是满洲国了，你应该说是满洲国人。马三立摸着还在发热的半边脸，那种作为中国人所蒙受屈辱的痛苦更强烈地在他内心深处涌动着。

　　从1940年春，马三立误入联义社帮忙，就如同掉进了陷马坑，整整五年的时间，被天津卫的大混混袁文会牢牢地控制着，完全失去了人身自由。有一次，马三立提出要离开，袁文会的手下对他说：“你不在这儿干，哪儿也干不了，出了这个门，天津卫你就甭想呆了！”他曾亲眼看见自己的挚友王剑云因问了问拖欠数月的包银什么时候给，就被袁文会的爪牙毒打一顿，开除出社，出门时分文未给，并且告诉他今后永远不能在天津卫从艺！王剑云一气之下病倒了，后因无钱救治而含恨而亡，时年仅34岁！在黑暗的统治下，马三立只有心字头上一把刀——“忍”了。直到1945年8月，日寇宣告无条件投降，汉奸、恶霸得到惩治，马三立才彻底脱离苦海，重又回到南市、鸟市一带撂地卖艺。

　　在“兄弟曲艺团”期间，马三立开始演反串戏。曲艺演员反串京戏就等于变相的改行。但为了票房收入，班社决定搞反串戏以招徕观众。有些原京剧中没有的笑料，相声演员演来，现场抓彩，插科打诨，观众捧腹。马三立的第一出反串戏是《莲英被害记》，他在剧中扮演大烟鬼王长发，由于重新设计了故事情节，增加了一些趣味的戏，竟连演不衰！后来他又反串了话剧《一碗饭》、《前台后台》等剧，差不多是喜剧或闹剧的格调。同样很受欢迎，场场爆满。

　　戏打响了，钱却入了班主的腰包。面对日益飞涨的物价，马三立每当拿到那点可怜的包银后，攥着钱就往烧饼铺跑，惟恐去晚了面粉涨价。他一订就是半个月的烧饼，每天就靠烧饼就水充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