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秀丽

　　“北四行”是指民国时期与“南三行”齐名的金城银行、盐业银行、中南银行与大陆银行。这四家银行率先在全国开展联营业务，使四行业务蒸蒸日上，成为民国银行史上的一段佳话。其中，北四行决定成立准备库联合发行中南银行钞票成为北四行联营的主要成就之一。

　　发行钞票必须遵守相关制度，其中包括准备金制度。这是货币发行的一种保证。银行发行钞票并不是随意无限量发行，发行一定数额的钞票就必须有相应的准备金储备。在民国时期，准备金一般由信用保证和现金（银元）保证两部分构成。北四行联合发行中南钞采用的是十足现金的准备金制度，即发行100万元中南钞，就准备100万元的现金。这在民国时期发行钞票的银行中是绝无仅有的。

　　为了在全国开展发行中南银行钞的业务，四行先后在天津、上海、汉口设立准备库，并根据地域不同，把发行的中南钞分别命名为津钞、沪钞和汉钞。北洋政府时期，四行准备库纸币发行最高额曾达2000万元，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其发行额增至7000万元。四行准备库发行中南钞，从1922年始至1935年止，共发行了14年。在三库中，北四行天津准备库设立最早，最先确立了中南银行钞票的地位。它的发展历程可以分为三个时期，一是筹备成立时期（1921年-1922年）；二是平稳度过多次挤兑风潮的发展时期（1923年-1930年）；三是九一八事变后至法币施行时期暨津库结束时期（1931年-1935年）。

　　一、筹备成立时期。北洋政府时期币制十分混乱，这在京津地区尤为突出。就天津而言，市面上流通的外国银行、本国银行以及地方政府银行发行的纸币有数十种之多。其中，外国银行发行的纸币尤以汇丰银行天津分行发行量为多，平均每月发行额在47万元以上。而本国银行中以号称国家银行的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发行的纸币最有影响力。不过由于北洋政府的腐败统治，社会生产遭到极大破坏，中、交两行因为为政府垫付大量款项，过量发行钞票，于1916年和1921年先后两次发生停兑风潮。第二次发生风潮距离第一次风潮解决还不到一年。两次停兑风潮给京津地区造成极大的不良影响，使中、交两行发行的钞票信用降到了一个低谷。同时受第一次世界大战影响，外国银行发行的钞票也不景气。此时，中南银行获得了发行钞票的特权，正是树立信用的良机。正如金城银行总经理周作民所分析的：“乃签约时，洽值中、交两行发生挤兑风潮，局外莫窥底蕴，不无揣测之谈，而反响所及，适为有益”（《金城银行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

　　天津准备库就是在这种形势下先行设立，并于1921年11月1日正式开幕，库址选在法租界21号路63号，张召兰（泽湘）为筹备处处长（后任经理）。后又于1925年5月自购英界中街东陆银行行屋作为库址，由刘家彦（骘瞻）代理库长（经理）职务。1931年以刘家彦为库长，胡振名（仲文）为副库长。1929年7月又在天津宫北大街设立分库，以向绍藩为经理。津库设立之初，内部组织力求简单，“仅设会计、出纳两股，人员亦仅十三、四人而已”（天津市档案馆藏《联合商业储蓄信托银行天津分行档案》J0212-1-905）。

　　津库设立后，考虑到北平、天津两地相隔不远，金融机关极为密切，而且当时北平为首都，四行中除了中南银行外，总行或总管理处都设在北平，为了推广中南银行钞票及四行领取钞票的便利，四行在津库成立不久即于1922年11月20日在北平成立分库，由津库管辖。首任经理为刘家彦，地址先临时租赁东郊民巷华比银行后院，后于1923年春迁往东交民巷汇昌大楼。1926年起由简恩庆充平库经理。平库设立时人员也非常少，仅由津库委派三、四人负责。

　　除必要工作人员外，天津准备库及北平分库均设置了专门的稽核人员，藉以指挥及检查准备库一切事务。其中天津准备库稽核人员有张作涛（松泉）、王仁治（郅卿）、石松岩（长青）、王鑅基（孟钟）等九人，北平分库的稽核有岳荣堃（乾斋）、朱邦献（虞生）、孙松云（汉卿）、尹凤藻（子舟）等六人。

　　津平两库均发行津钞，平库所发由津库运送。津钞的发行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如在津钞发行之初，有一些部门因兑换不便拒绝使用津钞，还有一些同业大宗兑换时，点付现洋及搬运也感觉十分不方便。为此，四行准备库总稽核处与四行商议决定指定几家外国银行开立往来户以便拨帐，以免付现之麻烦。津库也向总稽核处建议“由本库即与汇丰银行公司开立往来存款，至多以三万元为限，并向汇丰商定存款利率。其前议外国银行往来三家内汇理银行往来即行停止，改向汇丰往来，连正金、华比两行仍为三家”（天津市档案馆藏《中南银行档案》J0212-1-951），由此解决了上述问题。因而，津钞发行后很快就取得了一些外国银行的信任。1923年1月，四行联营第四次会议上吴鼎昌汇报说：“现天津既有一二外国银行专取此种钞票，用意亦可见，如此办法实行稍久，自有相当效验也”（上海市档案馆藏《金城银行档案》Q264-1-576）。同时，由于传统银号对内汇市场的控制，津平两库也与一些信用良好的银号建立往来，“此种往来，为数不大，纯为划帐便利及推广本券流通而已，非为图利也”（天津市档案馆藏《联合商业储蓄信托银行天津分行档案》J0212-1-905）。津库与各外国银行及本地银号建立往来关系，再加上四行本身各分支行的发行，充分保证了津钞的流通。津库设立不久，发行的钞票就为民众所欢迎，只几个月流通额即超过200余万，并且不断增加，逐渐确立了中南钞在华北地区的地位。

　　二、平稳度过数次挤兑风潮的发展时期。民国时期各种势力交织，政治风云迭起，外国势力的觊觎以及本国金融市场的不成熟，使华北地区乃至全国金融风潮频发，而钞票挤兑风潮尤甚。

　　在津库发展历程中经历过两次较大的挤兑风潮。第一次是协和公司倒闭引起的挤兑风潮。1927年天津协和贸易公司因开具大量空头栈单向银行抵押借款事情败露后倒闭，引发一场来势汹汹的挤兑风潮，进而形成席卷津市的一场巨大的金融风潮。在这场风潮中，凡钞票发行银行均被波及，不少银行号因此倒闭。中南银行因贷给协和巨额款项，损失惨重，损失额达220万元之多。而津库发行的钞票为中南钞，不明真相的市民十分慌乱，纷纷前往津库兑取现金。据相关档案记载：“民十六协和倒闭，市面谣传中南吃亏较巨。一般无知之人只知本券为中南券，不明悉四行联带负责之故，数日间兑券稍多”。由于实行十足准备原则，现金准备充足，津库从容应对，所以虽然“来本库（津库）兑现者颇为汹涌，但经二、三日即平息。”在四行强大的实力以及科学的发行准则下，津库有惊无险的度过了这次危机。

　　第二次是1929年春由北平引发的挤兑风潮。1929年春，北平金城银行突然有大量提款者，引起提款风潮，继而影响平库，进而影响津库。时正值天津劝业银行钞票停兑，北平农商银行宣布暂行停业，津市金融业也处于多事之秋。受此多方面因素影响，津地谣言纷起，民众蜂拥而至津库兑现。天津当地的报纸跟踪报道了这一危机事件：“前日（3月29日）下午，已有向该行（中南银行）谋兑现者，至昨日上午挤兑者尤多，晨间英租界中街中南及四行准备库门前，即人头累累甚为踊跃”。而且其声势十分汹涌，虽然津库大厅极为宽敞，柜面很大，不过都给前来兑现的民众挤满，并且四行的各个分支行也都挤满了前来兑现的人。事件爆发后，使本来就危机重重的天津金融业雪上加霜。为此，不但四行本身极力辟谣以安定人心，津市公安局、银行公会、商会以及与津库有业务往来的银行号都纷纷出面稳定人心。3月30日，市公安局发布布告称：“（商民）勿得轻信谣言，自相惊扰，如有故意造谣，挤兑银行，或拒绝使用者，定当查拿，依法严重惩办。”银行公会也筹备现款50万元，组织委员会进行救济。津库更是采取各种措施以应对蜂拥而至的兑现者。其一方面延长兑现时间，取消假期，照常兑现。另一方面无论金额大小一律兑以现金。这些措施有效地证明了中南银行津钞的信用，安定了人心，所以“不二日遂已平息，第三日以后每日仅兑数千元，几复常态矣。”到4月1日，挤兑风潮完全过去。这次津库经历的挤兑风潮远比协和倒闭引起的风潮更为严重，所幸津库应付得法，有惊无险地度过。经过这两次风潮，津钞的信誉更加稳固。

　　三、九一八事变后至结束时期。九一八事变后日军加速了对中国的侵略，特别是沪战爆发后，日本关东军驻守关内，直逼平津。在这种危急的情况下，沿海及内地各商埠当局（包括天津），纷纷禁止现金（即现洋）出口。华北市面渐生萧条，工商业不振，现洋供过于求大量囤积津平两地，市面上对现洋摒弃不收，诸发行行又限制发行钞票，导致同业之间流动资金逐渐减少进而周转困难。正如天津银行公会所指出，“津市出口不动，现疲码俏愈趋愈烈，刻下每现洋万元换成拨兑洋须贴水廿五两左右，为从来所未有。现洋既划汇两难，拨兑洋复头寸有限，若不速罔救济，一旦市面周转不灵，即生剧变”（天津市档案馆藏《中南银行档案》J0212-1-951）。

　　在这种情况下，津库不但对同业中发行、持有津钞者要随时拨兑，还要为平库拨付日常需用津钞。当时平库需每日领用津钞约四、五万元，数月不间断，但是这些津钞在平库发行后又辗转回流到天津，故津库还要应付由北京流回的津钞兑现，“一时津库贴水易换拨兑，或运现赴沪调汇而易拨兑，种种设法应付，以谋四行之便利，是年库方贴水运费耗至数万元”（天津市档案馆藏《联合商业储蓄信托银行天津分行档案》J0212-1-905），总计付出达200万以上，给津库造成很大的负担。津库的情形只是当时各发行行遭遇的一个缩影，它反映了当时天津金融业所遭受的冲击及混乱景象。为救济现洋疲滞，活动金融市场，天津金融界于1932年10月14日成立了“银钱业合租公库”，公库“收受同业现洋存款，酌定给息办法，使市面过剩之现洋，有所归宿”；同业之间拨帐“可用公库支票补助拨兑，藉免互轧之虞”。银钱业公库的成立，使呆滞的金融市面有所获得了缓解，起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使津库很快解决了筹码的困苦与损失，业务也随之恢复正常。然而好景不长，随之而来的白银危机使国民政府宣布取消银本位，实行法币政策，四行准备库也不得不停止发行中南银行钞票。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陷入了空前的经济危机，其中美国遭到了尤为严重的打击。为应对经济危机，美国总统罗斯福开始实行“新政”，其中即包括“白银政策”。为此，美国政府于1933年12月颁布《银购入法》，1934年5月又颁布了《白银法案》，该法案宣布美元放弃金本位，实行美元贬值，美国货币准备金实行金三银一的比例，即金75%，银25%。这些政策迅速抬高了国际白银价格，使实行银本位的国家经济遭受了极大的破坏，特别是中国。中国虽然实行银本位，但本身并不产银，每年都需要大量进口白银。美国的白银政策不但使中国难以再进口白银，而且使国内的白银大量外流。据统计，“（在）1933年净流出1422万元，1934年猛增至25 673万元，到1935年5月，中国净流出白银已达29 000万元，尚不包括偷运的数字”（洪葭管主编《中国金融史》，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1996年）。大量白银外流，使中国存银严重下降，银根奇紧，给全国的工商业及金融业造成极大的打击。全国各地的银行或钱庄因此纷纷倒闭。政府三令五申禁止现洋出口，海关当局严厉稽查，仍然不能制止白银外流。

　　天津作为华北重要商埠和进出口岸，成为白银流失的主要通道之一。不少奸商从陆路私运白银至天津搭民船运至关外，再由朝鲜转运出国。这导致天津本地存银流失严重：“上月终（1935年3月）全市存银在六千万两以上，迨至前日（4月15日）中外各银行所存者总额不足三千五百万两，是其流出之数，吸收于外县者不计外，已达五分之二”（天津《益世报》1935年4月19日）。天津金融业处于一片混乱状态：“现洋流出如水就下，百元现洋升水十余元，兑现者日多，市府派员监视，中、中、交限制兑现，关津严加搜检，势为稍杀。”（《金城银行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在这种情形下，市面又出现了挤兑风潮，而且愈演愈烈。为此，中、中、交行奉令停止兑现，金融形势十分危急，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虽然形势严峻，津库一开始仍然坚守信用，并没有限制兑现。“在未奉政府明令前，曾予市民以充分照兑现洋。当时现洋每百元升水十余元，而南钞每百元竟加水三、四元之谱，犹难搜集。此种情况历数星期”（天津市档案馆藏《联合商业储蓄信托银行天津分行档案》J0212-1-905），一直到政府下令禁止兑现后，津库才停止兑现。

　　为挽救中国的货币，避免因金融恐慌导致经济危机，国民政府不得不放弃银本位货币政策，于1935年11月3日发布了《施行法币布告》。该布告宣布以中央、中国、交通三银行发行的钞票为法币，市面上一律不得使用现金。其他发行行所发钞票在限期内以中央钞票换回，并将法定准备金、已印尚未发行的新钞及已收回之旧钞，均交由发行准备管理委员会保管。由此，四行准备库沪、津、汉三库宣告结束，津库走完了它14年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