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9月，国民党政府以“节约”为名，颁布了在全国范围内禁绝营业性舞厅的法令，由于执行仓促，又没有良好的善后措施，在失业和饥饿的威胁下，全国各地的舞业一时群情激愤，请愿、抗议之声此起彼伏，上海甚至发生了捣毁社会局大楼的舞潮案。

30年代，一些红舞女经常往来于上海、天津、青岛之间，

1935年初，沪上舞星梁氏四姊妹（左起：赛瑚、赛珊、赛珠、赛珍）来津献艺

　　抗战胜利后，美军由海、空两路进驻天津，因他们多来自冲绳、琉球以及其他一些荒岛，与都市阔别多年，且积蓄了很多军饷，进津后，无不纵欲尽欢。于是，以舞场为首的妓院、酒吧、跑马场等娱乐业空前兴旺。在社会秩序混乱、人民流离失所、百业未兴的时代背景下，天津城独舞风炽盛。1946年初，圣安娜、小总会等舞场因招待美军的关系，市政府“免除其舞业所有应征之宴席税、娱乐税”，这更起到了推波助澜的效果，在短短的一年间竞一下子冒出了二十余家舞场，没有营业执照的地下舞场还不在数，舞场业达到天津历史上的鼎盛时期，以伴舞为生、有照无照的“货腰姑娘”在2000人以上。跳舞热迅速在全市蔓延，无论白天还是夜晚，到处可闻舞场内销魂的乐声。官方将跳舞视为“麻醉民心，趋于下流，消沉士气”的活动，遂下决心加以取缔。

天津的美国兵营内，士兵们正在操练

　　1946年6月，社会局以“盟军方面禁止军人跳舞，对于舞厅设备已不需要”，及“行政院明令，禁止公务人员出入舞厅，违者予以撤职处分，当此厉行新生活运动，所有舞厅应予取缔”为依据，呈文市政府，请求全面取缔天津舞业。市政府为慎重起见，令警察局对此事进行调查。警察局遂与美宪兵队接洽，而据美方称，美军并无禁止军人出入舞场的命令，凡有禁止美军入内的场所，皆为设施不完善、秩序不良及设有暗娼致有花柳病的场所，美方已在各门前立有“禁止入内”的标牌，但此项标记，均为临时性质，一旦这些娱乐场所条件有所改善，美宪兵即将标记撤销。所以，警察局呈文称，“似应勿庸取缔”，只需严格控制新增舞场。

梁氏三姊妹演奏西乐

　　9月，市政府决议：严格限定舞女名额，禁止继续登记，就盟军驻地附近现有舞场酌留一二处，专为盟军需要，其余舞场勒令停业。此后，外事处与美军洽商，美军称，天津一向缺乏高尚娱乐场所，军人性情活泼，仅现有之跳舞场已不敷用，身心无从调剂，或转发生其他行动，流弊更大，以致彼此俱受影响。且美军每日派出高级军官四处巡视，晚间则限于11时前返营，似于本市安全并无影响。市长张廷谔遂下令：“暂缓取缔。”

　　同年11月，杜建时任天津市长后，称舞女失业、津城娱乐业的繁荣均应顾及，对现有舞场自应照既定步骤继续整理，为肃正社会风气，12月1日后，绝对不得增设新舞场，自行停业者一律不得复业或增补。但对现有舞厅社会局仍换发特种营业许可证。1947年5月开始，美军陆续撤离天津，市政府于6月24日下令全面取缔舞场。8月，市府专门召开舞场业改业会议，会议决定，各舞场可变更为餐厅、咖啡厅、杂耍场或歌咏场，但仍保留了美星和乡村俱乐部二舞场。天津舞业也没有明目张胆地正面对抗，而是采取了消极抵制的策略，多数舞厅由明转暗，改戚了餐厅、酒吧等变相舞场。

梅花歌舞团七情舞

　　禁令颁布后，舞场业同业公会也曾几次联合舞厅经理和众舞女到社会局去请愿，后见大势已去，遂有聪明的舞场大班想出一个鬻歌卖茶的妙计：各舞场不约而同地都改成了茶楼，原来伴舞的舞女们仍可以陪着客人去喝茶、聊天，这样不仅维持了舞场，而且也维持了一部分依靠舞业生存的人们的生计。当时的永安、胜利、皇宫等舞场就是典型的实例。更有一些舞场则打着组织家庭舞会的幌子，仍旧公开举办各种花样的舞会。

　　但留下来的“坐台小姐”已没有了昔日舞场时代的整齐阵容，一些姿色出众的红舞女，都在一片禁声中找到了“理想”的归宿，结束了货腰生涯，停止了风尘逐鹿。有的做了巨商的“受宠夫人”，有的嫁给了外交家，还有的成了军官的“随军夫人”。

　　当时上海虽也在禁舞，但由于舞业的强烈抗争，禁舞的最后期限要比天津晚上半年，而青岛是美国海军的驻防地。于是，一些原籍在上海，在那里尚有部分舞客的舞女自动回了大本营；一些能讲一口流利英语，一向在小总会、哥伦比亚舞场专侍美国人的舞女纷纷投奔了青岛。

　　也有部分舞场彻底改弦更张，告别了舞业。1948年2月，圣安娜舞场改为评剧院，按照西式风格设计的舞台精巧绝伦，座位多系沙发、安乐椅等舶来品，首期约聘郭砚芳剧团演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