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朋辉

　　天津解放前，原有苏、美、英、法、意、比、瑞、希等八国领事馆，以及在美国支持下的经合总署、联合国国际难民组织，儿童急救基金等救济团体，各国商会以及带有垄断性质的开滦、怡和、太古、德士古等大工商企业银行，共同构成一股强大的势力，左右着天津的政治、经济命脉。天津解放初，他们又以领事馆主导，与新生的人民政权展开了较量。

　　我军入城前及入城后初期，内部确立的对外原则是：人民政府与各国并无外交关系，对其外交、新闻、人员等方面一律不予承认，但保护外侨的生命财产。1949年1月16日天津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和天津市人民政府宣告成立后，及时将我方对外国领事的态度通知了苏联领事馆。而美、英、法、意等国领事则“照例”递“名片”拜会，要求建立非正式外交关系，承认其领事地位，恢复信差制度、收发外交电报、货物免税、房捐免交等特权。这实际上是在不确定我方对外政策情况下的一种试探。市军管会和人民政府秉持独立自主的精神，对领事馆坚不承认，在接待时不以首长出面，对其以领事名义递交的文件概不接收，对于其特权要求一概拒绝，并取缔了外国报纸、通讯社及电台的活动。碰了钉子之后，各资本主义国家领事馆的行动变得谨慎了许多。美领馆主动上缴电台、主动到人民银行兑换美钞，表面上做出合作的姿态。3月15日，美国新闻处处长叶慈在致上海总处长康纳士信中说，美国领事馆的方针是：“尽量避免招致封闭，谋求拖延至联合政府成立，以取得合法活动。”

　　但妥协只是表面上的。3月底，人民政府通航、通邮、通商等规章制度发布。4月以后，天津人民政府的贸易、银行、税收等各项法规逐步制定了出来，航运逐渐开展，颠覆了各资本主义国家依靠特权在天津取得的经济利益。各领事馆暗中支持本国工商企业与人民政府进行对抗，比如银行集体拒绝验资，商会联合抗纳1948年度下半年工商税，太古、怡和等洋行主张码头所有权、抗交码头捐等。在人民政府的强力打击下，这些对抗行为全部归于失败。

　　美领事馆仍不甘心，一方面通过举办宴会、舞会等广交朋友，打探人民政府的对外政策，另一方面继续暗地对天津经济秩序进行破坏。美领事馆宣布，凡是由领事施迈斯的签字的支票，在美国的任何银行均可兑换现金，为外侨的资金逃避提供了途径；美领事馆甚至是天津黑市美金交易的幕后主持人，经常在黑市出售美金。这都严重扰乱了天津的金融秩序。在美领事馆的主使下，在津外侨团体加紧了对我方的情报搜集。美侨商会和美国俱乐部的负责人在美侨和中国买办阶级中活动，联合国国际难民组织负责人在无国籍人士和犹太人中活动。美领事馆还通过邀请看电影、借阅书报等方式积极拉拢我大中学校教员学生，并通过英国文化协会招收留学生。

　　与美国领事馆相比，英、法等国领事馆的对华态度较为缓和。英领事卞德特认为，人民政府对美国是排斥的，而与英国之间的矛盾没有那么尖锐，所以很寄希望于继续同中国进行贸易。3月14日卞德特在英侨公益年会上的报告中称：“新中国当局将是具有责任感的人物，他们心中铭记着他们国家的利益……我们不能认为这样的人物会希望使文明的生活和正常的贸易变为不可能。世界上没有任何部分，也没有任何政府，英国人不愿意与之在双方乐意的条件下进行贸易的。”并告诫英侨要忍耐、等待。在一开始的外交试探及工商企业对抗遭到挫折后，英领事馆立刻转变态度，全面配合人民政府，不再以领事馆名义活动，对人民政府的法令，大到签证、侨务、征收房捐，小到查户口、扫雪等无不遵守。法国领事馆在天津解放之初追随英美，曾干过贿赂人民警察的勾当，领事被我人民政府训斥，随后归于沉寂。比利时领事则直言：“对于中国问题美国已经做了许多失策之事，不能再犯错误。”

　　7月20日，英美新闻处被人民政府封闭。7月23日，美国大通银行被勒令停业。美新闻处自知恢复无望，解散该处职工，准备撤退。一部分美国大商家如德士古、美孚、易因洋行等，也积极准备撤退。美领事馆则开始公开对人民政府进行报复。比如我贸易公司出口货物，曾以私人名义托美领事用信用状一纸，但津美领事以无信用状为词拒绝。英商海宁洋行从日本进口铜丝，需有津美领签证，亦被拒绝。天津解放后，人民政府开始向各国领事馆征收房捐，美领事馆和其他领事馆采取了合作的态度。但到了11月，美领威尔宾以不能按照人民政府要求在“国民党政府”前加“伪”字为由，拒绝登记房产、缴纳房捐。10月28日及11月17日，美领事馆曾召集在津各领事馆集会，意在使各资本主义国家取得一致行动，但由于各国在华利益不同，所以无果而散。

　　在英法等国家眼中，中美矛盾的公开化、尖锐化，对他们来说是极好的机会。从抗战胜利后，美国就垄断了中国的市场。直到1949年前六个月，美国在天津对外出口中仍占高达87%的份额，中美交恶让其他国家看到了同中国开展商业贸易的希望。而只要商业有望，政治上的妥协就不在话下。英领在接到人民政府封闭其新闻处的通知后，便命令把招牌摘下，停止活动，并说：“我们不找麻烦，一点把柄都不要留给人家。”法国看到了中美斗争的尖锐，乘机向我方表示接近，想插空子捞好处。10月24日，天津法领梅馥瑞向其友人说：“法国一定会承认新中国，中美关系不好是法国做生意的好机会。”在一般外商对所得税叫苦的时候梅馥瑞却说：“所得税是公平的。”法国政府积极准备对华开展贸易，梅馥瑞并向法国政府建议将8月下旬取消的津沽大学援助款恢复。比利时领事则向中国商人表示：“愿为介绍比国厂商与我进口商发生关系，中国有何需要，比领可代为拍电给比国各有关厂商，由各厂商回电，直接与中国商人接洽，该馆不取佣金，不收报费。”在我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后，比利时领事馆还曾挂了三天中国国旗，表示友好。

　　1950年1月6日，北京市军管会宣布收回美、英等国兵营。美国借口北京地方当局占据美国财产，宣布在华使领馆人员撤退。1月16日，驻津美领事馆宣告撤退，到4月14日人员全部撤离。而就在北京宣布收回外国兵营的同一天，英国政府宣布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并愿意与我建立外交关系。这自然是出于维护经济利益的考虑。津英领事馆一位副领事露骨地说：“我们不喜欢新政府，但不和它发生关系，和谁发生关系呢？”此后英商开始活跃起来，1950年1至4月，天津申请入境的外侨94人中，就有55个英国人。在津英国银行、商号如汇丰、麦加利银行及太古、怡和洋行开始积极寻求扩大业务。印钞公司、电器公司、烟草公司纷纷派人来津订合同、谈生意。其他国家的领馆也都坚持留在天津，筹划与中国展开贸易。

　　然而没有了特殊经济政策的保护，又受人民政府统销政策及公营企业的影响，外国工商企业并没有如其所愿，像在旧中国那样获得巨额的经济利益，因此不得不在此后的几年中，逐渐退出了中国。正如1954年怡和洋行撤出中国时，一位职员在信中所说的：“新条件完全与过去不同了，像怡和这样的贸易行在事务的新筹划中似乎并没有存身之处了。”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10月25日，中国人民志愿军进军朝鲜，中国与参与“联合国军”的各国进入敌对状态。除苏联外，英国等其他六个驻津领事馆陆续撤离。至此，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不平等的外交关系，被彻底从天津的肌体上剥离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