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照片解读

建于河北的“北洋女医院”

文/图高伟

老地图上“北洋女医院”的标记

老照片上“北洋女医院”和“施医院”的位置

经过“庚子事变”的战火，天津城民生凋零、百废待兴。被清朝政府委以重任的袁世凯，从都统衙门手中接过天津的管辖权，感慨万分，下决心把被八国联军破坏的天津民生重新振兴起来。天津卫百姓因此张灯结彩，挂了三天的黄龙旗。因一场意外火灾把原直隶行辕（盐院衙门）烧得面目全非，袁世凯只好把总督衙门搬到河北的原北洋海军会所，宣布建立北洋新区，先后两次颁布了《开发河北新市场章程十三条》和《开发河北新市场变通现行新章十三条》。随后，大刀阔斧地推行系列改革新政，规划新城区，颁布一系列法令，建立警察队伍，设立卫生管理机构，改革内容涉及军制、城管、工商、教育、医疗各个方面。其中，在河北设立“北洋女医院”就是袁世凯的重要举措之一。

据《天津通志·卫生志》载：“光绪二十八年(1902)袁世凯创办军医学堂，以培养军医为宗旨，学生毕业后即派往军队充任医官。与此同时，还开办北洋官医院、北洋女医院”。在推行新政时，袁世凯特别注重国民素质的提高，建立北洋女子学堂，推行西式教育；建立卫生总局负责公共卫生、疫情防治；设立城市公厕，培养百姓如厕的习惯；为了推行西法接生，提高妇女儿童的医疗保健水平，袁世凯力排众议坚持成立了北洋女医院。这是天津历史上第一家官方举办的西式妇科医院，隶属于李鸿章当年成立的北洋医学堂管理。成立初期的北洋女医院没有自己的诊疗场所，就在总督府的西边、临近北运河边的地方，租了一个独门小院正式挂牌接诊，与利奥诺拉郝维德在大王庙开办的“施医院”隔河相望。（见地图所示）遗憾的是，许多史料上并没有记载开业时的北洋女医院由谁主持，只记载了由许、戴二位女医在北洋女医院担任医生。

初期，北洋女医院并不被受封建社会禁锢的妇女欢迎，怀孕妇女临盆仍然去请接生婆，有了疾病依旧去中药铺抓药，死婴率和妇女病居高不下。一些在衙门里和洋行里做事的人们较为开放，他们的家属首开先河，成为西式接生的第一批受益者。许多经历过丧子之痛的妇女们也愿意接受西式接生的安全分娩。随即北洋女医院的门前才热闹起来，坐车的、坐轿的妇女们，三三两两，结伴而来，争先体验西医的快捷和安全。其实，公开在社会上大张旗鼓地鼓吹西式医院的好处，在政府也有所顾忌。早在明末清初，西医就已经随着西方传教士在中国的活动开始传入，但是，为了防止外国宗教势力对中国政治的影响，历代清朝政府都对开办西式医院戒心十足。1902年，袁世凯聘任外国教会推荐的医生到北洋女医院主持工作时，清政府就曾批示“委任办事之处，不得有牵涉宗教之举动及语言。”足表明对教会医生的担忧和不信任。北洋女医院如果不是官办，在当时条件下也是很难成立的。

前来河北地区北洋女医院看病的人及车马越来越多，几乎影响到院子后面李公祠的建设施工。1907年，袁世凯聘请了回国不久的我国第一位女留学生、著名妇科专家金韵梅女士担任北洋女医院的院长并计划将女医院迁到闲置的原长芦育婴堂。长芦育婴堂坐落在东门外水阁附近，创办于清朝前期，附属于长芦盐运机关，是个官办商助专门收养弃婴的慈善机构。1901年李鸿章去世后，袁世凯接任直隶总督、北洋大臣，为了争得民心，袁世凯在天津推行新政期间募集捐银4万两，于1906年在新开河畔重建长芦育婴堂，建筑面积70多亩，有房屋350多间，能容纳500多名婴儿。这样，水阁的老育婴堂就闲置起来。不久，袁调任军机大臣赴北京上任，临行前还不忘给北洋女医院留下白银二万两，由长芦盐运使张镇芳监管使用。1908年。张镇芳请盐业委员吴峻陪同金韵梅院长查勘东门外老育婴堂房屋。经金韵梅仔细勘查和丈量，认为可行，就用袁世凯留下的这笔钱又组建了一座“长芦女医学堂”，隶属于北洋女医院，女医院更名为北洋女医局。并给长芦盐运使张镇芳禀文，表示“遵照宪谕”将长芦女医学堂和北洋女医院全部移至水阁大街的老育婴堂内，长芦女医学堂培养的医护人员，全部到北洋女医院实习，开创了医科教学与医院临床一体化的办学模式。

从河北迁至水阁后，扩大了病房，新建了手术室，化验室等，北洋女医院才得以快速发展。由于天津百姓习惯以坐落地点水阁称呼北洋女医院，因此，水阁医院的名声得以远播，成为享誉国内的著名妇产科医院。而河北的老北洋女医院，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线。只能在一些老地图上，还能找见女医院遗留的蛛丝马迹。

来源:《民间收藏》

2014-11-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