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运河边的“午炮台”

 
高 伟


图中红圈处即午炮台旧址


清末天津地图标注的午炮台位置
 
        津门民谚云“天津卫,三宗宝,鼓楼、炮台、铃铛阁”。这“鼓楼”说的是老城中心的“钟楼”,修建时间不详,大约不会早于明弘治年间,楼上高悬大钟一口,每日早晚敲击一百零八杵,以为启闭城门的信号。“铃铛阁”是老城西北角稽古寺的藏经阁,因其房檐下悬挂一圈铜铃,微风吹动,声闻数里,津门百姓俗称“铃铛阁”,光绪十八年毁于一场大火。而“炮台”则是指明崇祯年间环绕天津卫城修建的七座炮台。当时的文人们把它评为津门一景,称“七台环向”。到了清末,这七座炮台只剩下三岔河口附近的“水师营炮台”,还顽强地屹立在北运河畔。随着历史的变迁,鼓楼、炮台、铃铛阁都曾遭到毁灭性的破坏,故津门百姓又流传另一个民谚:“鼓楼拆、炮台倒,大火烧了铃铛阁。”笔者生来也晚,儿时只见过民国年间重建的鼓楼,虽没见过“七台环向”的雄伟炮台,但目睹了北运河边“午炮台”的毁灭过程,记录下来,也不失为一段佳话。
        清以后,天津城市发展很快,雍正九年(1731年)设天津府,附郭置天津县,城外村落民居渐多。原城里鼓楼的钟声渐微,须辅以炮声报时。故高凌雯先生在《志余随笔》中写道“每晨光熹微,钟鸣五十四杵。响将终,总兵署鸣炮应之,城门遂开。及夜分入亥,钟鸣炮应如之。”民国年间戴愚庵先生在《沽水旧闻》中,也记录了甲午年后,李鸿章在天津实施“定时炮”和“闭城炮”的情形。在时钟还没有普及的年代,用炮声作为百姓起居的时间参照,这当然是便利民生的一件好事。专门放“定时炮”的炮台就叫午炮台或称钟炮台。
        甲午之战以后,李鸿章出任直隶总督,把老城外的旧盐院衙门作为行辕。并修定了“定时炮”报时制,以方便百姓起居,百姓谓之“子午炮”。所谓“子午炮”并非仅每日子、午二时放炮报时,二十四小时内,要放三声大炮报时。一声在半夜子时,一声在白日午时,一声在每日黎明,东方发亮之时,又称“亮炮”。百姓生活都要以这三声大炮为参照,掌握起居时间。除了“子午炮”报时,当时老城门关闭还规定了“两炮闭城制”。即由炮台上单设的小铁炮在每日晚八时放小炮一声,关闭城门左扇,留右扇城门继续出入。到晚九时,放第二声小炮,则右扇城门也关闭,届时,行人车马都不得出入卫城,须待明日亮炮响后再开城门放行。最早放“定时炮”的炮台设在镇署(鼓楼西北)门前,后又迁到府署(鼓楼东北)门前,但这两处地方都离民居太近,放炮响声甚巨,百姓不堪其扰。无奈将号炮迁到城外河北督署行辕附近无人区(海防公所前河边)。随着城外百姓的增多及海防公所的设立,最终把炮台迁移到海防公所西边,位于淮军营务处附近的河边,重新修了一座的“午炮台”。这样,北运河边就出现了两座午炮台。一座在河北三马路南头的北运河边处,一座在李公祠西箭道西边,营务处胡同口处的北运河边。
         据《河北区地名志》“李公祠大街”词条释文中记载:“原为子牙河堤坡一条小道,形成于民国初年,初称省府大街,因河北省政府得名。后以李鸿章祠堂改称李公祠大街。早年在三马路口建有午炮台一座,每日鸣炮报时,后拆除。”而西侧新建的最后一座午炮台则未见记载。最近,文史专家张成先生向笔者提供了一张清末民初“天津地图”的电子影像,在李公祠西箭道西侧的北运河边上,明显地标有最后一座午炮台的位置,解决了多年来人们的疑问。
午炮台是一座高十几米、长数十米的黄土台,早已在清末荒废。笔者儿时,河坡的一侧已住了十几家船民,他们在炮台上挖出一个个类似窑洞的空间,挖出土炕,门口用席子、竹竿搭出窝棚,用破旧的麻袋当做房门。笔者有三个小学同学都住在炮台的下面,故每日放学后时常在炮台上爬上爬下的做游戏、捉迷藏。爬得浑身是土,因此也没少挨家里的打骂。炮台下这些人家住的房屋都属“违建”,故家家没有电灯,都点煤油灯照明,做饭就在河坡上垒一个“锅腔子”烧柴火,生活十分不便。早晨上学时,这些同学们的鼻头时常被油烟熏得黝黑。
        1956年,河北区整修河岸,两座炮台下面的居民才得到安置,迁出了炮台。在“大跃进”的年代,党中央号召全民大炼钢铁,工厂学校都要垒高炉炼铁,纷纷到荒废的炮台来挖取黄土砌炉,几天的功夫,偌大的一个午炮台竟然挖成了平地。李公祠大街拓宽时,彻底消灭了午炮台的一切痕迹。现在,人们只能在北运河边的亲水平台上,凭吊曾经给津门百姓报时的“午炮台”啦。
 

来源:《民间收藏》
2013-07-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