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高  伟


《天津府志》城廓图中新浮桥的标注    1910年天津地图上关于 “新浮桥大街”的标注


 

         初见新浮桥大街的照片，马上就想到了淮军《河北义地碑记》（见《天津县新志》卷廿四）中，关于新浮桥的有关记载。这篇“碑记”，就是淮军亲兵护卫营提督黄金志于清光绪六年所作。
         清同治十一年（1872年），三口通商大臣、直隶总督李鸿章率淮军亲兵营驻守天津，初扎营在海光寺，后因水患移驻河北窑洼，“环大悲院高阜处分筑五营，壁垒一新”(《河北义地碑记》)。为根治水患，“合肥相国命吴军门暨余督率护卫营淮军及津军兵勇先挑浚金钟河二十余里，疏通水道”（《河北义地碑记》）。窑洼地区本多荒塘野地，居民不多。一下子增加了这么多人口，又是淮军，又是练军，过河进城只依靠原窑洼摆渡，就显得十分拥挤，为解决渡河进城的困难，李鸿章“又命杨观察督造桥船十三只于刷纸庙北设新浮桥一道，以利行人”（《河北义地碑记》）。之所以冠以“新”，主要是为了区别原天津卫的钞关浮桥（北大关浮桥）和盐关浮桥（东浮桥）。这座新浮桥就架在原窑洼摆渡附近，故有些史料亦把新浮桥称为“窑洼浮桥”（见图二）。新浮桥设立后，把桥北的窑洼与桥南的大胡同连在了一起，车马行人从此通行无阻。 “浮桥既设，车马徒步之人皆不病涉，百姓乐利感颂合肥相国之功德，不啻口碑载道焉”（《河北义地碑记》）。
         随后又从大胡同靠近新浮桥桥头处打通了一条小路直达河北关下、北大关一带，因临近新浮桥故名曰“新浮桥大街”（见图一）。此路开通后，行人频仍日见增多，且大都进城购物游玩之人，精明的商家们便在道路两边开设了各种店铺，不久，新浮桥大街也成了店铺林立的闹市，成为大胡同商业区的重要部分。1903年，袁世凯为建设“北洋新区”，在新浮桥处修建了金钢桥，并亲自为金钢桥开通剪彩。新浮桥随之被拆除。1912年袁世凯鼓动“壬子兵变”，乱军在抢掠大胡同北大关时，也没忘记把新浮桥大街的沿街店铺抢烧一空，照片上记录的就是被乱军抢烧后的新浮桥大街惨状，街口的“东坡春”饭馆已房倒屋塌。经历了兵变的商人们纷纷逃往租界，自此，新浮桥大街一蹶不振、元气大伤。1918年，海河进行第五次裁弯取直工程，南运河从归贾胡同弯道处取直直通北运河，南运河的故道填平后和盐院衙门拆毁后的空地，又渐形成了“鸟市”摊贩群。上世纪20年代，江西督军李纯在此地购地建房成巷，出租售卖，新浮桥大街及周边开始崛起一座座书场茶肆、饭馆剧场，商场书局，重新成为天津卫著名的繁华闹市。新浮桥大街也几易其名，先后更名为新开路、新开大街。在1976年的唐山大地震中，新浮桥大街及周边地区损失惨重，在震后重建中，将沟头胡同、公议胡同、三太爷庙胡同、新开路及利民巷等地民居拆除重建，盖起一片整齐美观的住宅楼，即现在的大胡同利民里居住区。
         新浮桥的北岸可没有南岸这么繁华，本是窑洼之地，苇塘野滩地广人稀，淮军进驻后，人烟大盛，但军中之人逝去后却无有葬身之地。“军中士卒皆淮人，自同治庚午随合肥相国驻守津沽，或因不服水土，或因积劳成疾，殁于营次者，无从觅一席之地正其首邱，此天津北运河北岸大悲院前义地之所由设也”（《河北义地碑记》）。先是桥头的武姓人家把自家的六十六亩菜园作价卖给淮军做为义地，其中四十亩为墓地，二十六亩为祭田，每年收入作为墓地雇人添土修坟之资。其后不久，这块义地却不得不面临着搬迁。原因是桥头及周边地区先后修建了海防公所、淮军昭忠祠等建筑。新浮桥开通后，桥北直通窑洼驻地也被踩成大道，桥头又辟出一片练兵操场（现金钢花园），来往行人日渐增多。而淮军义地之内“业葬累累，西接大道，东连操场，并与过往军民诸不相宜，未便再加葬埋”（《安徽会馆地基上手契》）。经与他人置换，把淮军义地迁到曹家花园后面一带。民国廿一年的天津地图在月纬路、律纬路靠近新开河一带还标有“淮军义地”的位置。原义地的位置则盖起了总督府、李公祠和安徽会馆。天津解放后，这些地方先后被拆迁建设，变成了工厂、学校、居民区。曾经的痕迹已无从寻觅，只有从历史留下的这些老照片中，还能窥见些许雪泥鸿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