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高  伟   

    大凡佛教寺庙的正门都须做成并列三道门的形式，象征着佛教的“三解脱门”，即空门、无相门、无作门，(也有称智慧门、慈悲门、方便门)，故称“三门”。又因寺庙大多建在深山老林之中，故约定俗成， “三门”又被人们俗称为“山门”。虽说是三道门，但门的大小有别，一般来说，中间的门通往天王殿，要高大宽阔，两侧的门是便门，自然要小一些。有些寺庙将两侧的便门做成两扇窗，虽不能走人，但于佛教建制并未冲突，故也称山门，改建前的大悲院山门就是一门两窗的制式。
    新扩建的天津大悲院山门，高大雄伟，朱墙绿瓦，昭示了佛教圣地的庄严和深邃。并列的三道门虽循旧制，但每座门的门楣上名称各异，曰“草堂社”“大胜寺”“真如觉场”。这三个互不相干的名字，曾引起了许多游客的不解，尤其是一些外地游客，更是莫名其妙。其实，大悲院三道门的名称正代表了大悲院的三段重要历史，三座门的不同称谓恰好表示了大悲院发展史中的三个重要历史阶段，如果把它们连在一起，正是一部大悲禅院的发展史，巧妙的设计，谕示了山门建设者的良苦用心。

“草堂社”代表着大悲院初期的辉煌历史

 
    大悲院始建于何时，现存史料均无明确记载。《天津县志》卷八载：“大悲院在北门外河北窑洼，康熙八年重建。”朱彝尊所作《大悲院记》（见《天津县志》卷二十一）又载：“禅人世高，结茅天津之衢，夏以水，冬以茗果，施往来行人。而予友曹君，实司武备兹土，捐俸钱，继之程工庀材，筑室三楹，题曰大悲禅院。”由此我们可知，明末清初时，浙江宁波天童寺一名修行的世高和尚，（见查曦《赠世高》诗句：“天童怀旧寺，杖钵几曾抛。”）云游至天津城外潞河北一个叫窑洼的地方，被那里的田园风光所吸引，遂发下宏愿，在此修禅，普度众生。他在路边搭建了一座茅草屋，题曰“退居草堂”，（见《天津县新志》卷二十三“世高，佚其名，时主大悲院，晚名其所居曰：退居。”）这个世高和尚，夏天以茶，冬天以果品等布施过往的行人。至清顺治十五年前后（据《天津卫志》记“部选守备曹斌”“顺治十四年任”，其捐资修庙当在上任之后），年久失修的退居草堂即将坍塌，此时，世高和尚的老乡、挚友，时任天津守备之职的曹斌捐出了自己的俸银，并亲自备料、监工，盖起了一座面阔三间的殿堂，并起名“大悲禅院”。为了记载这件有意义的盛事，曹斌又备下银鱼紫蟹等重礼，派人请来了家乡好友、大文豪朱彝尊先生，为新落成的大悲禅院题写了脍炙人口的《大悲院记》，流传于世，才使我们想见三百多年前的情形。  （见《津门诗钞》朱彝尊《云中客舍曹武备自天津以银鱼筐蟹见寄.赋谢二首》）至此，大悲禅院才以崭新的面貌公诸于世。当年，曹斌“筑室三楹”的地点，就在今日大悲院西跨院。到了“康熙八年重建”不过是原地翻盖，此乃后话。
    世高是个禅人，又是个诗人。喜交津门名士，论诗唱和。遂于清康熙十八年（1679年）和津门诗人张霖，张霔、龙震、梁洪、黄六吉等十余人结为诗社，名曰“草堂社”。当时，名人雅士们时常聚集大悲禅院，听世高讲禅，闲暇时，作诗唱和，抒发情怀。草堂诗社的繁盛红极津门，引领了津门时尚文风。同时，也为我们留下了百篇绝唱佳作，千古流传（天津史志中多有载）。也成就了大悲院建寺初期历史上诗人雅集，文风鼎盛的一段佳话。“草堂社”承载了大悲院创建初期的一段辉煌。

“大胜寺”记录了大悲院发展中期的历史

 
    要说“大胜寺”的来历，就必须先从淮军说起。清咸丰三年（1853年），李鸿章为储备政治力量开始招募“乡勇”，编制操练。至咸丰十年（1860年），为抵抗进攻上海的太平军，李鸿章受其师曾国藩之命以皖籍“乡勇”为基础，正式组建“淮军”，日夜操练。皖籍乡间本民风彪悍，又配备了新式洋枪洋炮，遂英勇奋战，所向披靡。淮军初战告捷后，屡战屡克，连八旗清军也另眼相看，一时扬名天下。成为清军主力之一，至清同治年间，竟成为清廷的一支重要政治力量。同治十一年（1872年），时任直隶总督的北洋通商事务大臣李鸿章到天津卫赴任，随调淮军护卫营来天津卫驻防。淮军来天津后，先是在城南海光寺一带扎驻。不久，天津卫发洪水，因海光寺地势低洼，营房尽被淹没。李鸿章的督府行辕当时在河北侯家后附近，深知河北一带地势较高，便命淮军调驻河北大悲院一带，“就大悲院庙基筑垒”（见《河北义地碑记》），修建护卫营。随后又有一批当地的军队（练军）也因大水来大悲院驻扎，“环大悲院高阜处筑五营，壁垒一新”（见《河北义地碑记》）。从此，大悲院便被淮军、练军的营房所包围，连出入也受到了兵营的盘查和限制。淮军驻扎大悲院后，先是在大悲院外面，营房的东南角上盖起一座“镇海楼”作瞭望塔，（此塔“高五层，卓六面”每一层都有六孔造型各异的叶形窗，便于瞭望。淮军撤出后，镇海楼又被袁世凯的警察局消防队用作瞭望哨，此塔到天津解放后方拆毁。）而后，又因大悲院的名子中有一“悲”字，恐于军中不利，便自作主张把大悲院改为大胜寺，至淮军撤出后，才改回原名。大悲院被淮军兵营包围以后，曾有一段冷清，无人敢来上香，时间长了，大家相安无事，渐又恢复往日的繁嚣。期间，淮军还曾为大悲院翻修过一次殿堂，足见寺庙和军队的关系尚可。光绪十五年（1889年）大悲院主持学文大师传三坛大戒，受戒的僧尼有百余人，善男信女更不胜数，大悲院所在的西院房屋不够用，淮军又将东侧的营房借给大悲院临时充作戒堂和寮房，淮军的支持，成就了大悲院的中兴时期。

    日本高僧小栗栖香顶曾以游方僧的身份于同治12年（1873年）来天津，到过当时的大胜寺，他在后来的日记中生动地描写了造访大悲院先进辕门后进庙门的经过：“又到城北，过了大浮桥，见高塔在野地里，到了塔下，东西两边有大营，大悲院在营内，营门上题着大胜寺。道人先去，官人不准进门，拿出一个杌子叫我坐，曰‘等一会儿。’有一位队长从门外来把我手进门。两边炮子尔（儿）多得狠，仿佛山呀似的。到大悲院要见和尚，有一位老僧出名片，曰：‘大悲院监院澄空拜。”于是主客相与攀谈。“者（这）个时候，多少官人围着看我，我出执照叫他们看，有一位官人曰：‘本庙现在住营盘，有带兵官统领吴大人在塔上恭候一叙’，拿出一双鞋来给我穿。我随后上塔，塔内有大炮十余座。绕着湾（弯）尔（儿）上楼，到了第五层，吴大人引接作揖曰：‘请坐，请茶。’我出国以来，天天在船中小棚上，心里闷得狠（很），今日得上高塔看看远近，心中好痛快。东南沃野渺渺连海，西北也是沃野，茫茫到万里山。天津城郭参差，人马杂沓。塔下两营，有骑马者，有放炮者，弓枪剑戟，森森罗罗。吴大人叫笔曰：‘大和尚来的路远，闻赴我国都门八大刹游顾，今到此营，见此楼，可能事高眺，远见海口，尽在掌握之中，”游僧欣然从命，为诗曰：“欲访中华无限春，单身万里入天津。一声不觉呼愉快，高塔排云见大人。”主客笔谈甚契，直至日暮。”（见小栗栖香顶著《北京游记》一书，小栗栖香顶，出身于九州佛门，少年即矢志汉学，精通儒教经典，曾遍访京都佛学名硕，融八宗学问于一身，此时已为日本大分县中户次镇东本愿寺派妙正寺的住持。1873年3月清廷与日本正式批准了《中日修好条规》，结束了长达二百余年由于海禁、锁国政策而中断的交往，小栗栖算是此间最早重启中日佛教交流的日本僧人。1873年7月17日小栗栖从长崎动身来华留学，经行上海、烟台、8月8日到天津卫。他经由天津时住在北门外针市街荣发栈，其所撰写的《北京游记》详细记载了游览铃铛阁、大悲院的经过，为我们留存了弥足珍贵的史料。）

    通过日本高僧访问大胜寺的描写，我们可以想象出淮军护卫营和大悲院之间共存的密切关系。但，后来的发展却使人出乎意料，淮军的存在却几乎给大悲院带来灭顶之灾。光绪庚子年（1900年）八国联军攻克天津卫，炮台和驻军营盘首当其冲受到毁灭性打击。环绕大悲院的驻军营房皆被联军焚毁，在浓烟烈火中，大悲院的僧人四散奔跑逃命，院中的古迹、财物、法器也被联军洗劫一空，万幸的是大悲院殿堂没被焚毁，得以幸存。而后，大悲院僧人虽陆续返回，但大悲院的元气大伤，一蹶不振。四周被残墙断壁、碎石瓦砾包围，再也没有了往日的繁华。大胜寺的庙名，源于淮军驻扎，虽没有叫响，但它确实见证了大悲院发展中期的荣辱和损毁，用它来作其中一个门的名称，是最恰当不过了。

“真如觉场”谕示着大悲院
进入现代社会的辉煌阶段


 

    “七七事变”以后，日本帝国主义向中国发起了全面进攻。1937年7月30日，日本军队攻占了天津，天津人民陷入水深火热之中。在“庚子事件”中大伤元气的大悲院，此时更为雪上加霜，荒凉颓败。当时的大悲院住持禹山和尚于艰难困苦中，打点内外，维持大悲院的事务。虔诚的佛教居士们，在居士林等场所继续举办佛事活动。1940年，天津甲戌讲经会约请青岛湛山寺的倓虚法师来津宣讲《楞严经》，令人尴尬的是，偌大的天津卫竟无一处寺庙可供过往的和尚挂单休息。（俗称十方丛林，可接纳各方云游过往和尚斋饭休息、暂住修行。）居士李唐民以前曾提出过修庙的建议，但种种原因，未能实现。此次倓虚法师来津讲经，又遇此尴尬，于是重提修庙之事。由周叔迦、靳云鹏、龚心湛、李唐民等十几位知名居士发起修庙倡议，并议定由倓虚法师来津主持修庙事宜。确定庙址时，大家几乎同时想到了大悲院。此时的大悲院只有禹山和尚住了三间房，北洋银钱局造币西厂留下的房子已被警察局、消防队、法院等瓜分，余下的房子又被周边居民改成民居，俨然一座大杂院。在当局的干预下，经过了近一年的工作准备，完成了清场、拆迁，具备了开工的条件，1942年春开工修建。中间又经历了许多波折，终于在1947年6月完成了新建大悲院的任务。是年6月19日举行了新庙开光大典。此次新扩建的大悲院，大殿的中轴线位于原造币厂的废墟上，原老庙成为新庙的西院。在大悲院的历史上，首次出现新老寺庙同时并存的局面。
    天津解放后，市政府对大悲院的建设十分重视，拨专款对大悲院进行了整修。1954年重新油饰佛殿廊房，增建东西寮房、四周围墙。在建围墙的同时，将淮军在寺东南角修建的“镇海楼”一并拆去，（现只留该楼琉璃塔顶在庙中，作为文物保存）突出了大悲院雄伟，庄严的建筑格局。延请名人为大悲院题写匾额楹联，如居士王襄先生为大悲院山门题写了门额“古刹大悲禅院”，吴玉如先生题写了“放大光明”，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先生也为山门题写了“真如觉场”四字行匾。进入21世纪后，市政府又借海河两岸改造的机会，重新规划了大悲院及周边的设施建设，恢复了大悲院原有的地界。重新修建的大悲院山门，就是在此次扩建工程中完成的一项重要工程。通过雄伟的改扩建工程，将大悲院三百多年的历史和现代化的雄伟壮观巧妙地融合在一起，建起了大悲院文化商贸城。大悲院地区也成为天津重要的旅游景观地之一，每日接待成千上万来自全国各地及海外的游客。
    通过对大悲院山门三个名称的了解，我们更加深刻的理解了山门设计者的文思巧妙和匠心独具。我们看到，现在是大悲院历史上最辉煌的发展期，党和国家的宗教政策得到了充分的贯彻和覆盖，广大信教群众得到了社会的充分理解和尊重，和谐社会的建设正日益深入人心，大悲院也为天津的经济发展和创建和谐社会做出了新的贡献。
    壮哉，大悲禅院，雄哉，大悲院的山门。

来源:《民间收藏》

2012-10-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