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李英   

    服饰收藏家何志华先生送给高伟先生几枚空白的“广东山庄扩充筹款收据”，引起我对广东山庄及闽粤会馆的关注。
    提起广东山庄就不能不说闽粤会馆，早在清乾隆四年（1739年），在天津卫经商的闽、粤、潮等三帮商人，将清政府多年来给他们的优惠税金集中到一起，在北城根买了一块地，建起了闽粤会馆（现中医药研究所址），前门开在城墙下，后门开在针市街。从此，三帮商人有了一个聚会、议事的场所。闽粤会馆的建立，首开外地商帮在津建立会馆的先河，随后，其他省的商人也纷纷在津成立帮会或会馆。闽粤会馆成立后，闽粤潮三帮为了明确各自所属的地域及商号关系，防止经营上发生内讧，各自建立了统一的堂号，广帮称“常丰盛”；潮帮称“万世盛”；闽帮称“苏万利”。并议定三帮轮流当值管理会馆事物和财务。当时会馆的事物比较简单，主要是为本帮商人安排住处和筹建“义地”。闽粤会馆的义地就在梁园附近，规模甚巨。每年盂兰节，都要斥巨资举办盛大的盂兰盆会，高搭席棚，悬列彩灯，高低错落，照如白昼。又遣能工巧匠扎成粤戏数折，栩栩如生，挂在坛前。延请僧尼设醮作法，点焰火，抛食物，放河灯，超度亡灵。津城百姓往观者不下万计，沿途车船轿马，流水游龙，倾城士女，空巷观灯，成为每年津城一大盛事。因闽粤方言晦涩难懂，如“洋文”一般，津门百姓俗呼闽粤会馆义地为“洋蛮坟地”（见附图）。到咸丰年间，三帮仍能相安无事，各帮之间协力发展。但随着鸦片战争以后，经商口岸进一步对外开放，南北物资交流日益通畅，来天津从事贸易的闽粤客商越来越多，经营上的竞争也随之加剧。久而久之，帮派间的分歧与矛盾逐渐突出。后因为一件挪用公款的事件引发了闽潮两帮与广帮之间积存已久的矛盾，此事最终导致了三帮的分离。道光末年，正好是恒元盛号代表广帮值年，管理账目的经手人在两帮年终交接时被发现私自挪用公款，造成账目亏空约300两白银，经手人自知无理而潜逃。闽潮两帮商人要求广帮的其他商号代为偿还这笔公款，但广帮的商人坚决不赔。结果双方为此事闹翻了脸，从此以后闽潮两帮就不再让广帮参与值年，会馆账目也不再让广帮查看。到光绪年间，闽潮两帮又将闽粤义地的执照，改为闽潮义冢，并不再允许广帮人埋葬。广帮商人据理力争，并将闽潮两帮告到官府。后经北京大理寺终审裁定广帮胜诉，重新恢复了闽粤义地。
    然此事终不能平息，以后双方仍摩擦不断。清光绪廿九年（1903年）由在津的广籍官员唐绍仪、梁炎卿等人倡议，联络在津的广东商人自行组建商会。集资在城内鼓楼南大街置地建房成立广东会馆，占地23亩余，历时四年落成，工程设计凸现岭南特色，尤其馆内戏楼，造型奇特，风格迥异。时唐绍仪任津海关道，捐出巨款，时梁炎卿任怡和洋行进口船务买办，所有砖瓦木料，多自粤购来。并得怡和以半价运费襄助，省下了不少资金。因原闽粤义地卖与德国领事馆建房，大直沽的义地已无隙地安葬。民国五年，由陈祝龄、徐玉麟、简韵波等人发起集资，复在东局子附近，购置向阳坡地一块，建广东山庄为广东义地，安葬本帮族人。
    此后，又为扩充山庄规模，再次在个人和商号间采用自愿认资捐赠集资，会馆出具收据存照。这几枚会馆空白收据就是集资委员会为扩充广东山庄的规模给捐资人的收据。天津解放前夕，国民党军队为建立城防无人区，自城防起向外1000米之内所有房屋、坟茔、树木，一律拆为平地。广东山庄义地遂被迁移。天津解放后，广东山庄原址建起了向阳楼居住区。经过百年的历史变迁，此地已经面目全非，只留下一个“广东山庄路”的地名，告诉人们这里曾经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