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颖超是人们所尊敬和爱戴的“邓大姐”“邓妈妈”，是敬爱的周恩来总理夫人、中共早期党员，中国妇女运动的先驱。她从五四运动的天津登上政治舞台，在学生运动和妇女运动中崭露头角，以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的发起人之一和演讲团团长而名世，和周恩来、马骏等人一道组织了天津进步学生组织“觉悟社”。后来，她又组建了天津重要的女性进步组织“女星社”，参与编辑了《女星》和《妇女日报》，并积极活跃地参加演剧、筹款办理女星补习学校等，在当时的社会上产生很大影响。

“妇女运动”的基因

1904年2月4日，农历节气立春的前一天，广西南宁镇台宅邸里一个女婴出生，乳名玉爱，也就是邓颖超。

在邓颖超出生前的十几天，一份名为《女子世界》的刊物于1月17日在上海创刊。这份刊物的《发刊词》大声疾呼：“女子者，国民之母也！欲新中国，必新女子，欲强中国，必强女子。”它提倡女学、女权，主张“女界革命”，号召中国须眉相携手，“驱除异族，光复河山，推倒旧政府，建设新中国”。秋瑾称它是妇女刊物中的“巨擘”。

邓颖超出生的时候，其父邓庭忠已经有3个儿子，听说续娶的妻子杨振德生一女子，这一“弄瓦之喜”使他不喜反怒，竟然在一月之内未进内宅一步。在孩子满月之后，他执意要送人。此举惹恼了杨振德，面对手握兵权的镇台和手握夫权的男人，她选择了反抗，她手持菜刀，以死相拼，最终留住了自己的女儿。一场家庭风波以女性的胜利而告终。

邓庭忠出生于河南省信阳市光山县，受广西总督冯子材提拔，在越南与法国侵略者一战中刺杀了法国陆军少校，为此身受重伤。他在南宁接受治疗期间，遇到女医生杨振德。杨振德是湖南长沙人，与家人定居在此，在14岁时，父母相继病逝。她虽成为孤儿，但因有中医底子，又坚持自学并行医，可自食其力。杨振德29岁成为镇台夫人之后，仍然继续钻研中医。

1907年，邓庭忠与上司不睦，借口回河南老家扫墓弃官而走。有人向朝廷告发他的欺君之罪，因此，他被发配到新疆流放3年。这个时候的邓颖超年仅3岁，她和母亲杨振德相依为命，开始了颠簸流浪的生活。但是，这对母女没有向命运屈服。她们先是搬离了镇台府，后又漂泊到广州和上海，最后到了天津。

甫一出生，邓颖超就为生存而展开抗争；年仅3岁，又开始了从南国到北国远行。她的基因里好像天生就有斗争的“密码”，就是为了领导妇女运动而出生的。到达天津时邓颖超已经6岁，母女俩本是投奔邓颖超同父异母的长兄而来，但到达天津后才得知他已经失业，她们所抱的最后一线希望落空了。但是，好在天无绝人之路，当时天津长芦盐业局开办的育婴堂正需要一名医生，经同乡介绍，杨振德有了用武之地。那里不仅供给食宿，而且每个月还能得到10元零用钱。来到育婴堂之后，小小的邓颖超也有了她人生的第一个差事——开始在编织机前学习编织毛巾，一天能挣六七个铜板。

后来，天津成立了一所女子戒烟所，杨振德前去当了职员，每月有了30元生活费，从此，邓颖超开始和母亲学文化，再也不用编织毛巾了。这一年，母女俩连续收到一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好消息是邓庭忠流放将要期满，即将官复原职，他在信中嘱咐杨振德让邓颖超缠足，说“大足之女，遭人齿冷，将来何以事人？”母女俩没有听从；不久，她们就又收到了坏消息，得知邓庭忠突患暴病，客死他乡。本来生活尚存一线希望，这时已经完全破灭。此后，母女俩的际遇更为惨痛和坎坷。1913年女子戒烟所停办，杨振德经人介绍到了北京平民义务小学任教员。这所学校是专收穷人家的孩子读书的，免收杂费。邓颖超得以插班到3年级学习，并正式取名邓文淑。这所学校由中国社会党北京支部负责人陈翼龙组织创办，他因反对袁世凯，秘密筹划武装起义失败被害，学校被查封。于是，这对母女又从北京辗转回到天津，虽然没有亲人可以投靠，但天津似乎已经成为她们的“家乡”。其时，为了生计，杨振德不得不同时担任了4个家庭的教师。邓颖超就读于直隶第一女子师范附属小学4年级。不久，杨振德再度失业，邓颖超也随之失学。于是，杨振德用30元购买了一台织布机，二人开始以织布维持生活。

奔波流离，辗转迁移，坎坷动荡，邓颖超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成长起来的，这也为她日后为苦难的妇女呐喊，在革命中成为妇女领袖奠定了坚实的感情基础。

女中“花木兰”

在天津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读书时的邓颖超

1915年夏，11岁的邓颖超进入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以下简称“直隶女师”）预科。1916年夏，她又以优异的成绩顺利升入本科。在这个人才辈出的革命摇篮里，邓颖超开始了新的成长，她的同学和校友中出现了多个光彩夺目的名字，如中共早期党员刘清扬、郭隆真等。1919年9月，天津成立了进步学生组织觉悟社，其中，男女学生各10名，而女生中有9人出自直隶女师。

五四运动伊始，赵家楼的烈火迅速燃烧到天津，而直隶女师的精英们便策划了一件惊天动地的事件。5月25日，在天津东门里的江苏会馆，她们带头成立了包括女学生、女教职员和各界妇女组成的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并召开了成立大会。当时场面宏大，人数众多，引人注目。邓颖超是这个组织的发起者之一，她和郭隆真任演讲队长，刘清扬任会长。

演讲，在手无寸铁的学生运动和妇女运动当中几乎就是一场战斗。她们走街串巷，入户或者搭起桌子，就地展开宣传，面对官僚说理，面向百姓讲述。她们的呐喊就是为了唤起民众觉醒，所宣讲的内容包括罗列日本对我国的侵略、帝国主义的欺压、半殖民地时代的悲惨和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并号召民众抵制日货，呼吁妇女们要爱国，更要明白求学、就业、独立、反对封建婚姻的重要性。

女界爱国同志会原定每月演讲一次，到暑假时增加到每月二三次，参加的人数也从几十人增加到一两千人，甚至教会学校的嬷嬷和家庭妇女们都积极前来参加。因此，演讲队后来扩展成为演讲团，邓颖超任演讲团团长，负责为十几个演讲队布置内容、安排路线。她们从城里讲到城外，再走到郊区乡下。当时有报道记载，一次，他们傍晚演讲时忽遇下雨，但演讲者并没有受到影响，而是激情饱满地继续向广大妇女们讲述着。通过她们的演讲，天津的女界逐渐觉醒。

1919年是不平凡的一年，正是在一次演讲中，邓颖超结识了周恩来。五四运动之后，从日本归国，正在负责《天津学生联合会报》的周恩来再次来到他的母校南开学校，当他走进礼堂时，看到了一位女学生正激动地站在台上演讲。她所讲的正是要求当局拒签和约，收回山东主权的事。白衣黑裙，一头云髻，一双乌黑明亮的眼睛和均匀的身材更加衬托出她的风度和激情，增加了她演说的感染力。说到动情处，她不禁潸然泪下，很多学生受其感染泣不成声。当时，作为采访记者回到母校的周恩来也被这个场面所感动，他问了身旁的一位学生，得知演讲的人是直隶第一女子师范的学生、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演讲团团长邓文淑（即邓颖超）。于是，他迅速拿起笔来在本子上记了下来。

邓颖超的精彩演讲深深吸引了周恩来。于是，他走上前去搭话，对其表示赞赏，当他说出自己的姓名和身份时，没想到对面的几个女生说她们早已认出了他。原来，周恩来在南开学校中学部就读的时候曾在这座礼堂出演过多部新剧，他出演的《一元钱》《华娥传》《仇大娘》等剧目非常有名，所以很多学生对他印象深刻。邓颖超连忙向周恩来请教演剧的技艺。

女界爱国同志会计划办一所平民女校，用来免费招收一些穷苦人家的妇女读书。为了筹募办学经费，邓颖超打算组织游艺会，义演两天。为此，她们排练了新剧《安重根》和《花木兰》。邓颖超还力邀周恩来前来帮忙指导。次日下午，周恩来如约而至，看后提出了自己的观感意见。这是邓颖超和周恩来交往的初始，同年秋天，他们就已经都是觉悟社的社员和战友了。

两个青年人因为演剧而结缘。邓颖超在两出新剧中，女扮男装分别饰演的是朝鲜刺杀日本伊藤博文的勇士安重根和替父从军的女中豪杰花木兰。同年10月10日，天津各界群众数万人在南开操场举行反对卖国政府镇压学生爱国运动的集会，集会之后举行示威游行，受到当局阻拦。而邓颖超带领女生队伍冲锋在前，与军警展开搏斗，在搏斗中，邓颖超负伤吐血。

舞台上，饰演花木兰的邓颖超是一位只有15岁的女子；而舞台下，她依然是不让须眉的“女丈夫”！

“打破一向的束缚”

邓颖超和周恩来的爱情方式是鸿雁传书。1920年10月，周恩来离开了天津觉悟社的战友们，到上海准备赴法国勤工俭学。当其向社友告别时，邓颖超特地赶织了一件毛衣送他，并在毛衣领内侧绣了一行小字：“给你温暖——小超。”当时，这只是一件温暖的毛衣，它还不代表爱情，只是同志之间的情谊。随着周恩来等人的赴法，觉悟社也解散了。这一年，邓颖超从直隶女师毕业。毕业后，她受聘于北京高等师范学校附属小学，成为该校历史上第一名女教师，然后又在1922年夏，接受校长马千里的邀请，回到天津达仁女校任教。

天涯羁旅，天各一方，天津的男女学生领袖们虽然分别了，但是心还在一起。在周恩来的倡导下，国外和国内的同学们始终保持着通信，交流广泛，互诉衷肠，并把这些信件结集成为一本杂志，名为《觉邮》。

1923年出版的进步刊物《女星》

当时国内社员邓颖超、谌小岑、李峙山等收到国外的《觉邮》后，决定在天津也办一本《觉邮》。她们通过把各人与国内外社员彼此来往的信件集中起来油印成册，用以互通思想，共同进步。1923年4月5日，在天津的《觉邮》作为《新民意报》的副刊创刊。也就是在这个时候，邓颖超和从外地回到天津的李毅韬和谌小岑等人一起，打算成立一个新的社团，这将是继觉悟社之后在天津另一个非常重要的社团，因为是以女生为主体，所以命名为“女星社”。

1923年，邓颖超（左三）在天津达仁女校任教时与全体职员合影

当时正是春天，邓颖超收到一封外国寄来的信件。她一看就认出了周恩来的笔体。

因为邓颖超当时是达仁女校的教员，所以帮助她拿来信件的是校长马千里的女儿。以前，周恩来从法国、英国、德国给她寄过许多明信片，这次为什么加了个信封呢？她有些纳闷。拆开信封一看，里面原来是一张印着油画的明信片，正面为鲜花芳草，春意盎然，还有3个金色秀发的美女正在迎风奔跑；背面是周恩来那熟悉的笔迹：“奔向自由自在的春天！打破一向的束缚！勇敢地奔啊奔！”邓颖超看到此处，不觉被一股甜蜜的、热烈的情感所包围和震撼。当时，恰好李毅韬和谌小岑两人在场，当即指出，这是周恩来在表达爱情啊！

邓颖超在回信中征求了周恩来对建立女星社的意见。最后，她在信的末尾处才说，明信片已收到，并含蓄地问道：“你不是一向抱独身主义的吗？现在有什么新的想法？”

周恩来的回信很快到来了。他非常赞同组织女星社，之后，他倾吐了对邓颖超热烈而深沉的感情。他认识到，革命和恋爱并非对立，他“独身主义”的主张已经改变。马克思和燕妮、列宁和克鲁普斯卡娅，都是理想的革命伴侣。而在出国的中共党员中，蔡和森和向警予、李富春和蔡畅都恋爱结婚了。朋友们也希望他能选择一个志同道合的终身伴侣。他所选择的，就是“小超”。

1924年1月，在天津的邓颖超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

1925年3月，邓颖超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并担任中共天津地委首任妇女部部长。同年7月，邓颖超南下广州，和从欧洲回国的周恩来结婚，开始了他们相伴终身的波澜壮阔的革命生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