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来源：天津市档案馆馆藏）

　　档案见证物：日伪天津特别市公署警察局局长为程锡庚被刺案给日伪市长温世珍的呈文

　　档案年代：1939年4月13日

　　档案描述：文书档案。长26厘米，宽18.5厘米。详细陈述了程锡庚遇刺案件的调查情形。

　　入选理由：20世纪30年代，在天津发生的汉奸被刺案中，刺杀程锡庚是最为著名的一桩。日伪天津特别市公署警察局局长给日伪市长温世珍的呈文内容详细，叙述形象，还原了汉奸程锡庚被刺一案的经过，反映了在党的抗日救国纲领影响下爱国学生的抗日活动。

　　前世传奇：

　　1939年4月11日下午，天津大光明电影院放映厅内正在播放电影，突然，枪声响起，一男子应声中弹，当场毙命。

　　经现场查验，被刺者是日伪天津海关监督兼伪联合准备银行天津分行经理程锡庚，他在华北地区推行伪“联银券”，并对拒不执行的爱国实业家、金融界人士进行疯狂弹压，极尽汉奸走狗之能事。隔日，重庆《大公报》以“津除一巨奸”为题对此事进行了报道。

1939年4月12日，《大公报（重庆版）》刊载的“津除一巨奸，程逆锡庚死于影院”文章。

程锡庚（图片来源：天津市档案馆馆藏）

　　在20世纪30年代末的天津街头，汉奸被刺事并不鲜见，1938年秋，推行奴化教育的日伪教育局局长陶尚铭在车中被手枪击中，打瞎一只眼睛。1938年12月27日，参加日伪天津市地方治安维持会，兼任天津物资对策委员会委员长、伪商会会长王竹林，在法租界丰泽园饭庄门前连中三枪，当场毙命身亡。

　　接连的刺杀行动，让饱受日伪政府压迫的津门各界百姓及各界爱国人士拍手称快，而敌伪汉奸人人自危，闻风丧胆。那么，这一连串刺杀的幕后执行者到底是谁呢？

　　1939年4月13日，日伪天津市警察局局长郑遐济给日伪天津特别市市长温世珍的呈文，详细陈述了程锡庚遇刺的经过：

　　“查英租界朱家胡同河沿大光明电影院，于本月九日下午七时二十分，有一身着咖啡色西装少年，年约二十余岁，身体瘦小，至该院机房，声称打玻璃版找人，旋在玻璃书“程经理外找”五字，将字映放后，未见有人出来，该少年即行上楼进入，至八时三十五分，于幕上映片紧张之间，楼上忽闻枪声，观客紊乱，夺门而逃，后经英工部局捕探赶到，方悉中国联合准备银行天津分行行长程锡庚被击身死。”根据呈文中对此次案件的描述可以得知，“刺客”是一位少年，身着咖啡色西装，身体瘦小。

　　这样看来并不能确定“连环刺杀案件”的幕后“杀手”，那么结合陶尚铭遇刺案件，在1938年11月8日日伪天津特别市公署警察局局长周思靖给日伪天津特别市长潘毓桂的呈文中，可以找到这样的线索：“（陶尚铭夫妇）正在叫开车之刘师傅时，突由南墙角来两骑车青年，均穿蓝色大褂，年纪二十余岁，持手枪向汽车击发数枪，致陶厅长左目上部击有微伤，同时陶太太头部亦有血渍”。由此可判定“杀手”不止一人，且都很年轻。

1939年4月，日伪天津特别市公署警察局特高科关于刺杀程锡庚案的调查报告。（图片来源：天津市档案馆馆藏）

　　还有这样一个细节，在刺杀程锡庚的案件中，据郑遐济给温世珍的呈文所述：“事后英工部局派警探临场检查，并拾得行凶手枪，系新式黑色六轮手枪，木把崭新，一若第一次使用者，其木把上亦无汗液泥垢，于此可推测，此案当非私人仇恨，想系有组织之党共暗杀机构派遣党徒所为。”

　　在当时，天津的确有这样一个年轻人自发组成的组织，他们是由耀华学校、南开中学等校爱国学生组成的抗日杀奸团（以下简称“抗团”），抗团的宗旨是开展抗日宣传、破坏日军军事设施和刺杀汉奸等，成员一度发展到近百人。活动的重心在天津英、法租界，活动一直持续到抗战胜利。上文提到的连环刺杀案件正是他们所为。这些爱国热血青年是：

祝宗梁（1920-2020），抗团主要成员及后期负责人之一。1939年与抗团成员袁汉俊、孙惠书、冯健美等人成功刺杀了伪海关监督兼伪联合准备银行天津分行经理程锡庚。策划参与多次对日伪汉奸的刺杀行动，他就是档案中那个“穿咖啡色西装”的少年。

　　当时警方对于刺杀所使用手枪的分析是正确的，祝宗梁使用的的确是一把新手枪，但这并不是他第一次开枪，祝宗梁第一次开枪正是四个月之前刺杀王竹林。至于他的枪法为何如此精准，还要归功于行动之前，在抗团成员孙若愚的掩护下，祝宗梁差不多每天都在利华大楼楼顶平台等处用一个手枪型的气枪练习瞄准，苦学射击。

李如鹏（1917-1940），天津汉沽人，抗团成员，南开中学1937届学生。在校时他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是南开中学一二·九学生运动的骨干。1939年9月，李如鹏不幸被日军逮捕，在狱中受尽酷刑却坚贞不屈。1940年6月，惨遭日军杀害，年仅24岁。

袁汉俊（1917—1943），抗团创始人之一。抗战期间，曾策划火烧日军粮库及棉花栈，炸毁日军收买的光陆电影院和日军设的公共汽车，刺杀程锡庚和王竹林等大汉奸，因而引起日伪当局的注意，1943年袁汉俊不幸被捕牺牲，年仅26岁。

沈栋（1915-？），天津人，抗团创始人之一。曾就读于南开中学，后进入耀华特班学习，1938年，因在住处被查到枪支，承认从事抗日活动，被天津英租界工部局逮捕。被关押一年后，越狱逃跑。

刘永康（1923-2018），抗团成员。曾就读于南开中学。1938年初经耀华学友介绍，参加抗团。曾参与刺杀北平伪工务局长舒壮怀、伪北平教育督办方宗鳌等活动，后被捕入狱，在狱中受尽酷刑，但毫不动摇，直至日军投降后获释。

马桂官（1923-2018），抗团成员。曾就读于南开中学，后进入耀华特班学习。系著名教育家马千里之子，张伯苓校长之甥。“抗团”早期成员之一。这是马桂官和妻子的合影。

孙惠书，抗团成员，1923年9月14日出生在河北雄县。父亲是被称为“抗日名将”的孙连仲。1939年曾随兄孙湘德参与刺杀程锡庚。

(因抗团成员人数较多，受篇幅限制，无法一一展示。)

抗日杀奸团所发放的传单。

天津抗日杀奸团成员在天津金汤桥上悬挂的“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巨型标语。

　　这是祝宗梁本人对刺杀程锡庚经过的回忆：“（刺杀）当天，我在楼上发现一个人像程锡庚，但不能肯定，因为谁也没见过他。时间仓促，跟着电影又开演了。程锡庚他们一家坐在楼上中间第四、五排，一个女孩坐在最外边，程逆在最里面。中间是她的妻子带了两个男孩，一边一个。我不知他还有男孩，但这女孩正像读初中的年纪。我向刘友深说：把他引出来再打他。于是我就到放映室去写了个寻人广告。上写“程经理外找”。等我回来时，刘友深说，看见广告，他（程锡庚）就要站起来，但被他妻子用手一按又坐下了。这动作，我们肯定他就是程逆无疑。我让刘友深在门口等我，我从另个方向走到程逆的后面一排，再往里面些就坐在距程逆两米左右。我坐下先看电影，一方面让我心静下来。后来电影里枪声大作，我立刻拿出枪对准程的脑袋，不到一尺远，连开四枪。影院的秩序立刻乱了。我旁边的几位观众，特别为我让路，叫我先走。”

祝宗梁手绘刺程路线图。

　　第二天，报纸整版都是关于这件事的报道。祝宗梁没有请假，仍然像往日一样去上课，而他的语文老师王则民没讲新课，就把从报纸上看到刺程的经过讲给大家听。祝宗梁端坐座位，窃喜老师并不知道作出此举之人就在眼前，沉浸在胜利的兴奋与愉快之中。

　　今生故事：

　　天津沦陷期间，《日伪天津特别市公署警察局局长为程锡庚被刺案给伪市长温世珍的呈文》保存于日伪警察局内。

　　1945年，抗战胜利后，李汉元来津任国民党天津市政府警察局局长。原日伪警察局所保存档案归交国民党警察局保管。

　　1949年1月，天津解放，国民党警察局被天津军管会接管，所存档案也一并交归新生人民政权，后移交至天津市档案馆保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