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数代的人们创造了无数文化和艺术杰作，有的甚至堪称奇迹，成为后人回忆和为之骄傲的历史和文化遗产。它们代表着创造了它们的时代精神、人类智慧和永恒的生命，如同人类历史长河岸边退潮后散落的贝壳，是人类文明史的见证，也是全人类文化认同感的基础，向现在的人类传递着历史的信息。 　　
　　然而，人类并不是从来就懂得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的，自然和时光的侵蚀、文明间的冲突、人类对新建设永无餍足的追求，都是文化遗产最大的敌人。进入近现代以来，发展经济的同时人类开始关注自己的生存，关注不同族群的历史生命记忆，并以抢救和保护本土文化为历史使命。现代意义上的文化遗产保护思想和活动起源于欧洲，并最先影响到美国和日本等发达国家。此后，逐渐在全球范围内获得了广泛的社会基础，形成了世界性的保护历史文化遗产的共识。如今，在世界各国，对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视程度已成为文明程度的标志之一。 　　
　　2004年6月28日到7月7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28届世界遗产大会在苏州召开，这也是世界遗产大会首次在中国举行。一些与会国家在遗产保护方面的意识和做法值得我们借鉴。 　　
　　法国：文化遗产是民族文明的生命
　　1998年法国总理若斯潘来华访问期间曾说：一个民族文化的丧失，意味着这个民族文明的终结。在他和大多数法国人的眼里，文化遗产就是民族文明的生命。 　　
　　法国有悠久的文化遗产保护传统。1793年，大革命时期，“共和二年法令”问世，规定法国领土内的任何一类艺术品都应受到保护，这使得大量文化遗产在动荡时代免遭浩劫；30多年后，专司文物保护的官方机构成立；到1913年，法国制定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保护历史古迹法》，这也是世界上第一部保护文化遗产的现代法律。 　　“文化遗产日”也是法国人的首创。每年9月的第3个周末，所有博物馆向公众敞开大门，公立博物馆免门票，私立博物馆门票减价。遗产日的前几天，文化部和各省的文化机构都会列出一个参观名录向公众推荐，全国参观点多达1万多个。受法国的启发，欧洲其他一些国家也陆续举办了这项活动。1991年，有了第一个“欧洲文化遗产日”。1964年，法国对遗产进行了一次大规模清点造册，当时提出的口号是“从城堡到汤匙”，仅国家登记入册的历史建筑遗产就有4万件。20世纪五六十年代，高楼大厦要在巴黎市中心立足，成群的汽车都想在老城区内冲开宽阔的大道。老城区的街道狭窄，房子的设施陈旧，卫生条件差，供电不足，从实用的角度完全有理由拆掉和另建新楼。这些理由被房地产商们叫嚷得最凶。今天令人为之倾倒的古老而又迷人的沃日广场，在当初差不多已经被宣布了死刑。世界上无论哪个国家，城市保护的最大问题都不在名胜古迹而在民居方面。正是巴黎人自己把巴黎的老屋老街原汁原味地保护了下来。当巴黎的民居面临毁灭的厄难时，巴黎人挺身而出，在报上写文章，办展览，成立街区的保护组织(如历史住宅协会、老房子协会等等)，宣传他们的观点。巴黎人认为，正是这些老屋、老街，构成了“历史文化空间”。巴黎人的全部精神文化及其长长的根，都深深扎在这里。因此，他们为保卫这空间而努力了数十年。如今这些观点已经成了巴黎人的共识。巴黎已经有了清晰的民居保护区和严格的保护民居的法规。 　　
　　据留学法国、为参与在家乡召开的世界遗产大会而特意回国的同里女孩叶琴兰介绍：法国有一个名叫“城墙联合会”的群众性团体，以保护和修复古迹为宗旨，发起“城墙行动”，组织年轻人参加义务劳动。每年暑假，都有几千名青年志愿者在“城墙”的组织下来到数百个古迹工地，在城墙下、磨坊里，在教堂和古堡中，进行古迹修复工作。在修复古迹的活动中，年轻人的历史文化敏感度提高了，保护古迹的意识增强了。这是一种文化熏陶，也是公民教育的一环。 　　正是因为法国人有这种视文化遗产如生命的精神，法国才保存了如此众多的文化遗产，才吸引了每年8000多万外国游客，才成了世界第一旅游大国。
　　俄罗斯：保护文化遗产就是保护俄罗斯母亲
　　俄罗斯民族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每个俄罗斯人都为此感到自豪。对于他们来说，保护文化遗产就是保护俄罗斯母亲。 　　
　　据前来参加第28届世界遗产大会的俄罗斯世界遗产委员会主席伊戈尔·马科维茨基介绍，俄罗斯在保护世界遗产方面的做法在法律层面十分完善：作为《世界遗产公约》缔约国，俄罗斯的世界遗产受《公约》和专门的国家法律保护；俄罗斯设立了专门的机构保护世界遗产，即隶属于外交部的俄罗斯教科文组织委员会，下设俄罗斯遗产委员会，从事保护、调查、评估已录入《世界遗产名录》的文化和自然遗产，并负责提名新的申报项目；俄罗斯还设立了专门的历史文物保护区，在这些区域内不允许实施新的建设项目，否则就是违反法律，这些历史文物保护区由文化部下属的文物保护局统一管理，一旦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就由俄罗斯遗产委员会负责保护；世界遗产的维护与修缮主要由中央和地方政府共同斥资，列入国家每年的财政预算。 　　
　　尽管由于社会转型而经济紧张，俄罗斯在保护文化遗产方面还是不遗余力。在莫斯科，几年以前，莫斯科文物保护中央局就以“再创与恢复”为主题，筹集资金37亿卢布，对莫斯科地区98个文物保护单位进行了大规模的修葺。这些资金来自于俄罗斯联邦政府预算、莫斯科市政府预算、莫斯科各种社会基金、教会基金、社会团体及各界赞助等。莫斯科财政局还与莫斯科文物保护中央局配合，对占用文物的居民及单位进行了搬迁。2000年，莫斯科文物保护中央局出台了《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和使用条例》等法规，继续划定了一批新的文物保护区，制定了在保护区内进行城市建设的规划。 　　
　　2003年，俄罗斯政府在财政非常紧张的情况下还拨出400亿卢布（约合13亿美元）巨资来翻修圣彼得堡一些非常陈旧的名胜古迹。其中翻修18世纪的康斯坦丁宫殿工程最为浩大，共耗资2．8亿美元。
　　意大利：保护文化遗产不遗余力 　　
　　意大利的历史名城相当多，罗马、庞贝、比萨、佛罗伦萨、拿波里、斯普莱托等城市，均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意大利对这些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从环境保护考虑的多，不是单体保护，而是成片保护，如古罗马城就被全城保护下来。意大利还特别注重对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方案的制定，一个名城的古城风格，政府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不准破坏。其建筑物外部结构属于政府，任何房屋开发商和商店经营者、居民，所购买的只是房子内部的使用权，但不拥有对建筑物整体改造的权力。房子的维修按国家制订的法律进行，不能自作主张。古城的建设，不以破坏历史文物为代价，而是完整地保留了文物的遗迹原状，对城内遗迹的保护，修旧如旧，不搞新的，即使有维修，现在的和古代的也有截然不同的区别，让人能分辩哪是古的、哪是新的。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经费投入，采取国家、大区（相当于中国的省）、个人共同投资，发行文物彩票，并即将上市文物股票。对名城内重要文物的保护意识多于商品意识。 　　
　　意大利人自豪地说：全世界4％的历史艺术品出自意大利。作为希腊文化的重地、罗马文明的中心、天主教的核心、文艺复兴的策源地，意大利境内保存下来的文物，许多都是来自各种源流的文化遗产中的经典之作。作为一个拥有36处世界遗产的遗产大国，意大利的遗产保护工作自然十分艰巨。对意大利人来说，遗产保护首先是与掠夺和破坏遗产的人为和自然力量作抗争的过程。 　　
　　200多年来，意大利一直是国际犯罪集团重点侵犯的国家，文化财产被盗和走私现象十分严重，甚至有公然的武装抢劫。于是，意大利政府组建了一支听命于文化部长、专门保护文化遗产的“文物宪兵”部队。这也是目前世界上唯一一支专门保护文化遗产的武装部队。文物宪兵成立后的30年间，让数千名罪犯伏法或成为惶惶不可终日的通缉犯，16万件被盗艺术品和33万件非法盗掘的考古物回到意大利人的手中。 　　
　　意大利在对抗自然对文物的毁损方面也不遗余力。2003年，意大利修复了希腊利阿伽青铜像，被称为“开创了本世纪高科技修复的里程碑”。在意大利各个城市的大街小巷，有很多的修复公司、作坊，他们用传统的修复技能保护着众多的民间收藏品。1993年乌菲齐美术馆被恐怖分子炸坏，意大利从上到下迅速作出反应，日夜轮班抢修，在短短24天时间内就修复了美术馆并且重新开放。1997年，阿西西地震将大教堂的拱顶震开了两道巨大的裂缝，乔托和奇马布埃著名的壁画被埋在一堆废墟中，为寻找遇难者的遗体，推土机将乔托的壁画残片也铲走了。意大利的修复专家从各方面聚集到阿西西，将碎片一块块拼接起来。这样不懈地努力了两年，竟然粘接了2.5万块残片。
　　日本：保护传统与现代化进程
　　日本自明治时期建立文物保护制度以来，经过多次的修改和完善，逐步形成了国家、地方公共团体、所有者和国民共同保护文化遗产的良性格局。各方力量对于文化遗产的保护认识清晰、责任明确。1950年日本政府即颁布了《文化财保护法》，其中首次以法律的形式规定了无形文化遗产的范畴，领世界之先。 　　
　　然而，在日本的现代化进程中，文化遗产也曾历经劫难。有学者总结了日本近代文物古迹所遭遇的四次大的劫难：第一次是明治维新以后，大量佛寺被毁；第二次是明治及大正初年开放贸易，大量古代文物外流；第三次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文物古迹毁于战火；第四次则是50年代后经济高速增长时，不但毁了文物，更破坏了历史环境，是破坏最为严重的一次，它远远超过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日本近代文物古迹所遭受的四次大劫难中，除第二次以外，其他三次都与现代化有关。在日本的现代化过程中，山川、河谷、海洋等自然环境常常会被改造，一夜之间会呈现出完全不同的景象。村落、耕地、田野会被改造一新，昔日面貌一片不留是非常普遍的现象。地上的遗存物自然不用说，甚至地下的文物古迹、遗址也会在这样的“现代化”建设过程中被消灭得一干二净。 　
　　　自19世纪下半叶开始，在日本，随着人们对历史文化遗产价值认识的飞跃，科学技术被迅速应用于文物研究和保护。1898年日本美术院在东京成立，开始了文物保护科学和修复的研究。二战以后，文物的不可再生性、价值普遍性和产出地域性等原则被学术界深刻探讨而逐步成为共识，文物保护逐步成为政府的基本职能和衡量民族责任感的一个标尺。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日本的文化遗产科技保护技术在国际上得到了认可，并在世界范围内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先后于1930年和1952年成立的东京国立文化财研究所和奈良国立文化财研究所，已经成为亚洲地区的文物保护研究和教育基地。20世纪90年代以来，文物保护专家在积极推动先进科学技术进入文化遗产保护领域的同时，更加重视了与传统技术及其他相关学科的结合与交流，对新技术的引进也更加注意到文化遗产的特殊性。 　　
　　平城宫遗址是奈良时代以现在的奈良市为中心、模仿唐长安营造的都城，1954年开始大规模的考古发掘调查。政府基本上购买下了遗址的全部土地，投资近40亿日元于1998年复原完成了东院庭院。这项耗费巨大财力的复原作品，已经成为奈良市重要的旅游资源。
　　经济欠发达国家：加强遗产保护中的交流与合作
　　文化遗产保护是全人类的共同事业，不单单是发达国家的事。在拥有23项世界遗产的墨西哥，其官员和普通老百姓都认为，世界遗产是国家和民族认同的基本要素之一，代表着一个国家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保护和传播古文化遗产既是国家的责任，也是每一个公民的义务。 　
　　　据在苏州参加第28届世界遗产大会的墨西哥代表弗朗西斯科·洛佩斯介绍说，墨西哥政府于1938年就成立了国家人类学和历史局，作为国家文物保护工作的最高也是唯一的领导和管理机关。洛佩斯本人是该局世界遗产处的主任，他说：“社会力量的参与是遗产保护的重要方面，因为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单单依靠政府的力量来解决遗产保护这个复杂的、艰巨的任务。”比如墨西哥今年申报的文化遗产项目“路易斯·巴拉干工作室”就是哈里斯科州和“路易斯·巴拉干建筑基金会”的共有财产，两者共同负责这项现代艺术作品的管理和保护。 　　
　　另外据墨西哥驻华使馆文化专员爱德加多·贝尔梅霍介绍，由于墨西哥很多文物古迹都分布于偏僻贫困的农村地区，政府非常注意把遗产地的保护和开发与扶贫工作结合起来，吸收当地居民直接参加遗产保护工作，通过发展可持续的文化旅游带动贫困地区的经济。 　　拉美和加勒比的遗产保护面临的一个很严峻的挑战就是当地频频爆发的自然灾害，因此这些地区的国家也正考虑利用卫星技术等科学手段促进遗产保护。这一实践走在前面的是阿根廷。阿根廷航天局于今年3月与欧洲航天局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签订了合作协议。阿根廷外交部国际机构局副局长玛丽娅·苏珊娜·帕塔罗说，“通过卫星监测技术，我们能随时追踪遗产地的气候变化、自然保护区内濒危动物的生息活动等情况，特别是遗产地出现异常变化的时候，卫星提供的图像和数据信息为我们迅速制定应对措施提供基础。”
　　现在，有越来越多的经济欠发达国家也积极加入到文化遗产保护的行列中来。但是，正如科威特驻世界遗产委员会代表塔里·赛义德·拉杰卜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所说：“我们希望发达国家能提高他们对世界遗产重要性的认识，特别是要支持和帮助那些有兴趣保护自己遗产的国家。只有加强世界各国间的合作，我们才能更好地保护全球的遗产。那些拥有世界遗产名录中大部分遗产的国家应该联合行动起来，为世界遗产保护做一些事情。世界各国应该采取更积极的措施，各国的文化保护官员应经常碰头、进行更多的讨论。另外，富国对全球遗产保护应投入更多的资金。”
　　摘自：经济参考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