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仲达

李季达在纪录片《曙光》第四季当中出现，那一集片名取为《求志》，是因为李季达在津最后的住所，也是天津市委的所在地即在求志里。推选李季达入围《曙光》人物，没有理由说不。 

李季达

李季达1920年12月赴法国勤工俭学，与周恩来、赵世炎、邓小平等人一起从事革命活动，他在1922年秋加入“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即后来的“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4年春转为中共党员，成为旅欧总支部法国支部的成员。此后受党组织选派，再赴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深造。

回国之后，他在“五卅”运动中临危受命，出任天津地委书记。在当时的天津，他喝过两个国家的洋墨水，在党内资历深、地位高。

天津陷入白色恐怖之后，由于北方党的组织遭到破坏，他再度临危出任中共顺直临时省委宣传部长、工人部长兼天津市委书记。

在不幸被捕之后，他虽遭受严刑拷打，坚不吐实，忠贞不屈，保守了党的秘密，在赴刑场途中一路高呼口号，报载“怒发冲冠，气壮山河。”

天津妇女国民会议促成会骨干成员1924年合影前排左一为邓颖超,后排中间为王贞儒

当时他是和夫人王贞儒双双被捕。王贞儒出身天津名门，是“五四”运动以后天津著名学生社团觉悟社的社友，是天津妇女社团女星社的重要成员，也是邓颖超的直隶女师同学和达仁女校的同事，是继邓颖超、江韵清之后的天津地委的第三任妇女部长。

李季达和王贞儒的故事甚至具备了文学色彩。但是迄今为止，他们无历史传记，无文学作品，甚至鲜有坊间流传，思之令人扼腕。

老翁说家史

李季达和天津市档案馆略有渊源。我原所在的编辑研究部，有退休老同志王成，他的祖父是天津著名甲骨文学家王襄，而王贞儒是王襄的侄女，即王成的姑姑。寻访李季达当然要从王成开始，我们近水楼台先得月。

王成的家位于和平区柳州路，书香门第，半屋古籍环绕，而八十老翁，更有满腹陈年旧事，对我絮絮道来。

1961年深秋某日向晚，在睦南道王宅，敬爱的邓颖超同志自京前来探望旧友，并亲切地对王襄夫妇按照王家大排行官称，叫“二大爷”和“二妈妈”。王成说起他的印象，是邓颖超领口和袖口都已经磨成花白。 

那正是建党五十周年的时候，于今又已经五十周年！

王成听长辈说起，已经是一百年前，邓颖超常到家里来玩，与王贞儒挽手而行，并下榻于此，她和同辈的弟弟们都很亲近。邓颖超特别爱吃王家做的肉末炸酱和用白菜和大葱一起烹制的酱酥小鱼。当时王家人都亲昵地称邓颖超为“邓大姑”，这是天津称呼女士的方式，王贞儒在家排行在大，按照这个说法，则应该是“王大姑”。王家人也尊称邓颖超为“文淑大姐”。  

我原来对于李季达和王贞儒的事迹一知半解，一直模糊以为王贞儒是王成的亲姑姑，其实她是王襄二弟王赞之女，但王襄对她视如己出。她的叔父王钊是天津著名的篆刻家。

就在王成家不远，也位于和平区，在长沙路和岳阳道交口处，小巷两侧是普通砖木结构的三层楼房，那是求志里。李季达曾在1927年将中共天津市委机关转移到这里，与妻子王贞儒于此半做潜伏，度过了属于他们共同的最后时光，直到于该年8月被捕，此后长空渺渺，风流云散。

我和王成谈了一个上午。后来我又带该集编导周相宜再来一次，又谈一个上午。李季达和王贞儒的故事，于是真实而立体起来。

沽上挽狂澜 

李季达从到天津工作至牺牲，时间是两年有余，他苦心经营，率领天津党组织度过了一段筚路蓝缕的战斗生活。

莫斯科东方大学师生合影(三排右一为李季达)

1925年4月，李季达从莫斯科回国工作，第一站是上海，未久，“五卅”惨案发生，形势急转，陡然突变，中共中央急调李季达来津工作。他甫到津门，即改组地委班子，并与于方舟等人一起组织群众声讨英、日帝国主义的罪行，一时学生罢课、商人罢市，举行示威游行，声援上海。此后李季达又召集宝成、北洋、裕大、裕元四个纱厂工会罢工，尤其是“砸裕大”事件，大涨工人声威。此间他又协同中共北方区委领导了天津海员和码头工人罢工。

李季达力挽狂澜，然而这仅仅是开始，因为迎接他的是一个接着一个的巨浪，他和天津的党组织在波澜壮阔中不断地斗争着。

军阀当局不甘于党的和工人势力的发展，血腥镇压，疯狂阻挠，此后安辛生、辛璞田和数百名工人及各界代表被捕。李季达组织营救，并转入隐蔽斗争。冯玉祥所部国民军驱除奉系军阀李景林，进驻天津之后，1926年元旦，李季达组织举行了全市国民大会，欢迎国民军和获释的各界代表和工人。天津总工会亦举行升旗典礼。

因为李季达领导的中共天津地委采取了正确的对策，全市工会会员发展到了万余人，中共党员发展到了450余人，党支部24个。但是好景不长，3月12日，日本帝国主义派出军舰炮击驻守大沽口的国民军，国民军被迫撤出天津，以褚玉璞为首的奉系军阀卷土重来，白色恐怖遍布津沽。至是年11月，设在英租界义庆里40号的中共天津地委联络机关遭到破坏，青年团天津地委组织部长江震寰等15人被军警逮捕。

1927年白色恐怖更加浓烈，全国局势再度急转，蒋介石叛变国民革命，对共产党开始了大屠杀!那年春天，京津风云阴郁，奉系军阀在天津南市枪杀江震寰等“十五烈士”，仅十天之后又在北京杀害了李大钊等中共北方区领导和党员20人。

当此之时，李季达将党组织的重要文件和500名党员的名单，让新婚的王贞儒缝制一个白布包，存放在法租界浙江兴业银行总行的第一号保险柜里。这座建筑依然伫立，在和平路金街改造过程里保护下来，如今它已是星巴克咖啡厅，成为网红打卡地。其实它不仅是“网红”，而确是天津一处红色建筑。

因为北方党的组织遭到严重破坏，是年6月，中共中央指示在天津成立中共顺直临时省委，李季达任省委宣传部长、工人部长兼天津市委书记。

但是时隔不久，李季达和王贞儒双双被捕。

伉俪陷囹圄

是年8月间，在中共小刘庄区委管辖的海津地毯三厂党支部中，叛徒向在警察厅当便衣特务的亲戚告密，军警得悉如获至宝，率先秘密逮捕了和此人同一个支部的团员工人姚宝元。此后，大面积搜捕秘密展开。李季达等共产党人已危在旦夕。

天津市委组织部长粟泽不幸被军警逮捕。军警和特务搜查了粟泽在特一区三义庄“三吾照相馆”楼上的居所。这处建筑今已不存，遗址位于南昌路和芜湖道交口处。当时李季达和粟泽共同负责纺织地毯行业的地下党和工运工作。

王贞儒闻知粟泽被捕，担心其爱人赵玉玲的安危，于是去她所担任校长的南开体育社典华学校送信，但是赵玉玲不在。王贞儒等了一夜，待赵玉玲回来，正当说起粟泽被捕一事之时，不料敌人突至，将她们二人一同逮捕。

因王贞儒一夜未归，李季达次日晨时又去寻找，遂再入罗网之中。

百密一疏，粟泽将赵玉玲寄给他的一封信保存故被敌人发现，而信封上留有赵的地址。而李季达和王贞儒夫妇对此并不知情。至此，中共天津党组织相继已有12人被捕。

李季达和王贞儒同时被囚，他们在狱中曾见过一面，并不是说未有见过。他们之间依靠前来探望的王家人传递一些慰问口信。王贞儒也曾目睹李季达被严刑拷打。李季达经受酷刑，无口供。

是王贞儒为赵玉玲和粟泽牵线保媒，但是由于此间赵和粟的疏忽，从而导致了李季达和王贞儒相继被捕，造成千古遗恨。

壮士一去兮 

王成告诉我们，为营救李季达，中共天津市委发动了天津商户具保，但筹集来的钱被一个叛徒私吞了。天津商会会长王竹林年轻时曾在王成曾祖家开的一间打金箔的小店里当学徒，后来发家，王赞又给他当账房，王竹林借钱给王家疏通关系，甚至买通了褚玉璞三姨太的弟弟，而褚玉璞一贯反共，又才和冯玉祥交战打了败仗，故而对此置之不理。

李季达、粟泽、姚宝元就义。

当年《益世报》有载，“.…..津埠人民皆一睹党犯容貌”，李季达虽然“发须过长，但面不改色，立在车上（第一辆大车），大声呼打到军阀！……坚持到底”等口号。

报纸括号中是原文。这里作一注解，所谓大车，是那时马车的别称。当年报载又称，李季达的演说“气壮山河，怒发冲冠，持续一个多小时”“其壮烈情景，感天动地，鹄立候观的津埠人民无不为之感动”。李季达就义情形可以想见。

这是1927年11月18日的事。

李季达牺牲后，军警不准收尸，王贞儒父亲王赞买通抬尸体的人，通过亲友王企增和张翼甫偷偷将尸体抬出来，埋在了天津老城西门外白骨塔。后再觅遗骨，已不知所踪。

在李季达牺牲后，被关押了半年多的王贞儒在1928年初被中共地下党和家人营救保释出狱，归家才知李季达已成仁，大哭一场，终生未再嫁。

王贞儒一直从事天津妇女、儿童的社会救济工作，在天津市妇女救济院一直工作到天津解放。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邓颖超和在天津历史博物馆工作的王贞儒通信，这对青年时代的好友将友谊重续。

王贞儒无子女，也无住房，从1957年开始，王成的祖父王襄夫妇将她接到家里一起生活。她退休之后几乎足不出户，只是时常坐在靠窗的书桌前，看报刊杂志，听半导体，坚持学习。因为年老多病，邓颖超曾多次来天津看望王贞儒，并慷慨解囊，从工资中补贴医药费，直至她去世。此举于私交，于公谊，都堪称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