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仲达

　　周恩来和天津有着不解之缘，他在1916年在南开学校校刊上发表的诗作《送蓬仙兄返里有感》中，有“相逢萍水亦前缘，负笈津门岂偶然”之句，诚然如此。周恩来在1913年十六岁时考入南开学校，进一步实践自己的誓言——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四年之后的1917年，他在天津度过中学时代，遂 “大江歌罢掉头东”，东渡日本求学。1919年春，他在日本京都曾经作《雨中岚山》一诗，写到：“人间的万象真理，愈求愈模糊，模糊中偶然见着一点光明，真愈觉娇妍。”那时候他已经涉猎马克思主义书籍，思考救国图存之道，自云“极目神州，怆怀已达极点”，故“返国图他兴”。而在国内，一场伟大的学生运动正已山雨欲来风满楼。

“全国学生会报之冠”——主笔《天津学生联合会报》 

　　周恩来是踏着“五四运动”的节拍回到天津的，五月的天津，跟随北京而风起云涌，天津学生联合会、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天津各界联合会相继成立，学生罢课、工人罢工、商界罢市，气势宏大轰轰烈烈。

　　回到第二故乡天津怀抱的周恩来，很快投入了激荡的洪流，他以校友的身份到南开学校去，临时担任张伯苓校长办公室秘书，协助筹备南开学校大学部，并参与到学生运动中去。周恩来在天津学界颇有声望，他在南开学校读书期间，品学兼优，敬业乐群，参与新剧表演，在多出剧目中饰演女角，均有上乘表现，且擅演说。因他曾经主编校刊《敬业》并编辑《校风》，所以新成立的天津学生联合会会长谌志笃和副会长马骏在当年6月邀请他创办《天津学生联合会报》。周恩来当即表示回来就是为了参加救国斗争，负此责任，义不容辞。这份因“五四运动”应运而生的报纸，恰逢一个青年才俊的归来。

　　周恩来以惊人的速度运筹，在一个多月后的7月21日，将《天津学生联合会报》创刊，它成为天津最早的一份学生报纸。

　　不仅担任报社主笔，周恩来为了筹集资金而苦心经营，他又重操旧业，举行话剧义演，逐步解决纸张、印刷、出版的诸多问题，之后又在南市协成印刷局旁荣业大街34号租了报社用所。报社成立之后，他积极撰写时文，又参与排版、校对，甚至上街卖报——周恩来从青年时代起就是十足的报人，后来，他在重庆售卖《新华日报》的故事已经成为佳话。 

　　在《天津学生联合会报》创刊号上，周恩来发表《革心!革新!》为题的发刊词，提出了改造社会、改造思想的口号，其实这与他在当年秋天成立觉悟社后的撰写的《觉悟的宣言》一脉相承，如果用一句话说出，那就是觉悟。

　　这份报纸成立最初是日刊，设有主张、时评、新思潮、新闻、国民常识、函电、文艺、翻译八个栏目，其中主张和时评是重点，它以敢言闻名，被誉为“全国的学生会报之冠”。这，都有赖于周恩来笔力锋芒，一针见血。一张报纸就是一个宣传阵地，周恩来用“飞飞”的笔名发表多篇文章，篇篇切中要害，使得该报在天津乃至全国引起广泛关注，报纸销售到北京、上海、南京和保定等地，最多时高达两万份之多。 

　　也正因为报纸影响力之大，才使得反动当局不悦，印刷局在警察厅的授意下停止印刷，是年9月22日， 《益世报》发表周恩来撰写的《天津学生联合会报》紧要启事，宣布该报被迫停刊，但是周恩来强调说，正在竭力寻找其他印刷局，一定可以继续出版，这只不过是休刊而已，再出版前一天一定登报告知。

　　那是以周恩来为首的天津青年学生成立觉悟社的第六天，周恩来一边忙于觉悟社的事务，一边极力争取复刊，直到10月7日报纸终于得以复刊。此后的报纸曾改为三日出一张半，后来又改为对开一大张的日报。到100期时，报社专门出了一期“奋斗号”专刊。1920年初，随着形势的不断严峻，也正是在周恩来从事抵制日货活动而被捕入狱之际，这份天津乃至全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刊物之一的报纸不幸停刊。

　　《天津学生联合会报》也是周恩来和邓颖超的媒介，周恩来因去母校南开学校采访而和邓颖超相遇，而邓颖超也曾以读者的身份给报社写过备受鼓舞的来信。

“天津的小明星”——创办青年学生进步社团觉悟社 

　　五四运动持续深化，是年秋季的9月2日正午，北京正阳门火车站，刚刚参加完请愿活动的八个男女学生登上了火车。这是一辆开往天津的客货慢车，每站停的时间都很长。列车行驶时，这些青年站在铁皮货车上，停车时大家又都下到站台上来继续交谈。这八人中，有周恩来、谌小岑等三个男生和张若名、郭隆真等五个女生，他们均为天津学生联合会和女界爱国同志会的核心成员。

　　一群男女学生公然聚在一起，在当时是十分稀罕的事情。1912年民国政府成立后，虽然规定了小学可男女同校，但中学和大学依然是男女分校，剧院也是男女分座，场中用一条大白布拦起来。当时天津男女学生的比例大致为十比一。

　　在车厢里，由张若名首先提出女界爱国同志会加入天津学生联合会的倡议，希望破除社会上男女之间的界限，建立男女合组的组织，得到了大家的一致认可。

　　周恩来进一步主张，从两个团体中选出一些骨干分子，组成一个比学联等更严密的团体，从事科学和新思潮的研究，并出版一种刊物，成为引导社会的先锋。车到天津新车站时，已是晚上7点31分，他们走走停停，已历半天，据当事人谌小岑回忆，他们在行程中谈得很痛快。

　　这次列车上的谈话是觉悟社成立的初始萌芽。

　　在此之后的9月8日，周恩来成为南开学校大学部文科第一期学生。再至当月16日，男女青年合组的觉悟社在天津老城东南草厂庵宣告成立。由周恩来提名谌小岑等男生十人，由张若名提名刘清扬、郭隆真、邓颖超等女生十人。觉悟社每位社员通过抓阄，以从1到50的数字确定代号，用号码的谐音作为自己的别名，用以通信或作笔名。邓颖超抽的是一号，别名“逸豪”；周恩来是五号，别名“伍豪”。

　　觉悟社成立大会，周恩来被推举为会议的主持人，并负责起草觉悟社宣言。觉悟社不设置会长职衔，组织上实行委员制，本着分工负责的精神，将内部工作分为数类，由全体社员分担。觉悟社成立不久，便引起社会关注。当时的北京《早报》称觉悟社为“天津的小明星”，北京《晨报》曾称它是“天津学界中最优秀、纯洁、奋斗、觉悟的青年小团体。” 

　　就在觉悟社成立的第五天，从北京请来了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当日李大钊先是到天津维斯理堂作《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胜利的意义》的公开演讲。他分析了英、美等帝国主义侵略亚洲后国家的实质，阐述了被压迫民族人民求得解放的途径，指出“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运动必须坚持到底”。他还告诫青年们，“一要不承认一切卖国条约和密约，二要实行民族独立自决，三要打倒卖国贼和一切危害人民的人”。演讲之后，李大钊特意来到觉悟社的社址，那是设在河北四马路东兴里十一号李锡锦家中一间简陋的十一二平米的小房里，先生坐在门口的一张靠背椅上，十几个人都站着听他讲话，大家谈了一个多小时。觉悟社最年轻的邓颖超介绍了觉悟社成立的经过和旨趣，并表示要向北京前辈学习。

　　李大钊赞赏觉悟社男女平等，社交公开的先行，对不分男女的组合和出版刊物的做法都表示赞成，建议大家好好读《新青年》和《少年中国》上的文章，分类研究各种学术问题。 

　　觉悟社以“革心”“革新”的精神和“自觉”“自决”的宗旨，登上历史舞台，成为天津学生爱国运动的中坚力量。在李大钊的指导下，周恩来和大家开始研究新思潮，又组织了9月底至10月初赴京的请愿斗争。当年10月10日，在天津南开操场，邓颖超在演讲时被枪柄击中，受伤吐血，闻见者倍受动容。觉悟社成员更加迫切感到，取得胜利必须用思想武装头脑，他们再度加紧学习和研讨，每晚彻夜读书对谈，一个集合他们思想的刊物《觉悟》也呼之欲出，周恩来担任主编，并执笔写成《觉悟的宣言》和《觉悟》两篇文章，因为印刷的延误，这个刊物在1920年1月20日才出刊，而在那之后的第九天，周恩来被捕入狱。

 “思想颤动于狱中”——编写两部珍贵的革命文献 

　　在1919年末，福州发生了日本居留民团枪杀我国学生和巡警事件，全国各地迅速声援，反日情绪高涨，天津各界爱国团体在南开操场举行数万人参加的国民大会，声势浩大的抵制日货运动展开，其余音不绝。1920年1月23日，天津东门内洋广货铺料器庄“魁发成”店内发现日货洋灯罩17篓，此纯属私运，而该店居然勾结日本浪人殴打前往调查的学生，反动军警倒行逆施，在24日又接连镇压学生和各界代表，造成多人捕情况。25日，在维斯理堂，觉悟社召开秘密会议，决定积极营救被捕代表，同时通过了周恩来起草的向省公署的请愿条件。

　　至1月29日，天津学生联合会数千名学生在东马路集会，散布传单，声明要往省公署请愿要求，周恩来作了长达半个小时的讲演，大会推举周恩来和于方舟、张若名、郭隆真等四人作为请愿代表，请愿大军在周恩来的带领下，涌向金钢桥畔的直隶省公署。

　　周恩来等四人在前往交涉之时被捕，随即反动军警手持起鬼头刀、棍棒和水龙带向学生队伍夹击，致使五十多人流血受伤，酿成“一廿▪九”惨案，周恩来等四人被押往营务处，沿途戒备森严，观者如堵，他们高呼爱国口号而去。盘旋几日后，他们又被押至警厅与各界代表分别拘押，互相不能联络，既不传讯，也不开庭，牢房又不给生火取暖，反动警厅妄图以此拖垮他们的意志。

　　警厅厅长杨以德又以分别谈话以瓦解被押代表，周恩来据理力争，写了一份《质问警厅拘捕理由书》，但是杨以德据不解释，又派司法科长来到牢房找周恩来谈话，也遭到义正辞严的拒绝。农历除夕，杨以德假意设宴款待全体代表 , 并在宴席会上长谈三个多小时，大肆宣扬汉奸谬论，又以高官利禄诱惑，当场遭到了周恩来、马骏等被捕代表的严厉斥责。

　　周恩来和被拘代表们秘密联络，相约在4月2日向警厅通告，希三天内速开公审，否全体绝食自毙，而当日警察即限制代表们行动自由，且以言语挑衅，激怒众人，当日行实绝食。直到4月3日晚，反动当局基本答应了条件，代表们才停止绝食斗争。这就是“四二奋斗”。绝食斗争的消息传到社会，媒体不断谴责，全国各地纷纷来电抗议天津警厅的暴行。4月5日, 学联代表谌志笃、邓颖超等二十四名男女学生来到警厅，要求替换被押代表，他们和杨以德再度发生言语冲突，反动当局最终被迫答应了代表们的全部条件，在4月7日，除了因病和被保释出狱的代表之外，其余被拘的21人被移送到河北地方检察厅。

　　周恩来不仅是警厅这段生活的亲历者，而且还是记述者，在至检厅之后的5月，他开始编写《警厅拘留记》，至6月初完稿。是年10月，周恩来在赴欧留学前夕，将手稿交给与他同时入狱的马千里先生。同年12月4日，此稿开始在《新民意报》报上刊载。后来刊印成书。但因多次查禁或焚毁，此书存世者已经非常稀见。这部约三万五千字光辉的革命篇章，根据被拘代表的叙述和日记编写而成，是一部反映五四时期天津学生和各界群众爱国斗争的珍贵史料，也是再现周恩来青年时代革命活动的重要文献。

　　而在《警厅拘留记》之后，下一步的斗争生活，周恩来又根据除女代表之外被拘代表的活动日志与日记编写成一部《检厅日录》，这部书启初并未写完，书内的公审问答辩护详情以及稿件上的修正，由马千里先完成。周恩来在1920年11月24日赴欧途中印度洋船上，为它写了例言，直到法国才完全脱稿，次年寄回国内在《新民意报》连载。1924年1月间，经马千里完善，交付《新民意报》社印刊，但是由于该报停刊，又因经济压迫，故又搁置二年之后，在1926夏令，经又新印字馆署名“周飞飞”刊印。  

　　《检厅日录》详细地叙述了周恩来等人在被检察厅羁押期间的生活。那时他们的拘留条件有所改善，可以自由往来、聚会联欢并阅读书报。他们共同议定，推举周恩来、马千里、于方舟三人主办读书团，带领大家研究社会问题。据载周恩来多次介绍马克思学说，所讲内容包括历史上经济组织的变迁、马克思传记、经济论中的余工余值说等。周恩来在狱中重新思考了许多问题，他曾在给友人的信中说：“思想是颤动于狱中。”

　　经过审判，在当年7月17日，周恩来等人出狱，天津各界举行隆重的欢迎盛会。至11月，周恩来赴法勤工俭学，走上职业革命家的道路，第二年春天也就是1921年春天，经张申府、刘清扬介绍，周恩来加入了巴黎共产主义小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