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沉沉女界报晓的第一声——百年前在天津的《妇女日报》
来源：宣传部
时间：2021-05-13 16:00:38
杨仲达
那是1924年的元旦，它在南市东兴大街横空出世。这份维系了九个月的日报，发表了大量文章，以时代女性的觉醒气概，言人所不能言，振聋发聩，耳目一新。虽是多是“女星”所作，却充满了阳刚之气，奇女子们虽是“半边天”，却以天下为己任！正是在那一年，天津党、团组织建立。虽然《妇女日报》不是党组织领导下的报纸，却高擎反帝反封建的旗帜。它的主要负责人刘清扬是中共第二位女性党员，是周恩来同志的入党介绍人；邓颖超在办报期间加入团组织，后来并成为中共天津地委首任妇女部长。所以说，这份报纸和党有着密切的联系。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百年之际，抚今追昔，回顾一份女性报纸和以及当时的妇女运动，都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
“妇女”和“日报”
说《妇女日报》是全国第一份主要由妇女主办的日报，庶几相当。这里的关键词是“妇女”和“日报”晚清以降，中国思想界风云激荡，妇女解放的呼声持续高涨，故而有关妇女的报刊，在《妇女日报》之前已层出不穷。如在上海创办的中国第一份女性报刊《女学报》，以及《女子世界》和《中国女报》和后来的《妇女评论》《妇女声》《妇女周报》，在北京创办《北京女报》等等，但是这些报纸都不具备由妇女主办的日报这双重条件，它们多是以男性办报，包括报务和主笔，它们大多也都是周刊旬刊而非日报。而天津的《妇女日报》既是由妇女主办，又是日报，此两者俱全，故而是名副其实的“妇女日报”，在全国堪称“第一”。这个 “第一”并不是现今的总结，而是在当年这张报纸甫一诞生的时候，人们已经有了这样的认识。向警予在该报发表的《中国妇女宣传运动新纪元》一文中即表达了这一观点。“新纪元”本身即为这一观点，而此文中明确提到：“各地零零碎碎的妇女团体大都挂的是块空招牌，通全国难找一种彻头彻尾妇女主办的宣传物，这是觉悟妇女提起来人人伤心的一件事！现在好了，上海中华女界联合会的《妇女声》虽然短命而死，天津却有了《女星》。此时刻天津更有所谓的《妇女日报》出版了。”向警予在这里强调“所谓的《妇女日报》”，即强调“妇女”的“日报”的意思。在1924年的五一节，《妇女日报》发了一篇署名“记者”的题为《今后的妇女日报》的文章，文中言称：“但我们总觉着我们的责任是很重大的，全中国这样大的地方，就只有这份小日报是专讨论妇女问题，而又是我们女子自己所创办。我们断不愿因我们人数少能力薄弱，致影响到全国或全天津女界的名誉。故总想法精益求精，并多方联络各地妇女来合作。”这是《妇女日报》自身的宣言，她们在当时已经明确认识到该报在全国的扛鼎责任。那么，创办和主持《妇女日报》报务的，都是哪些妇女呢？据其在创刊号上所登载的《妇女日报职员表》载，它的总经理是刘清扬，总编辑是李峙山，编辑员是邓颖超和周毅。这四位在职的人员都是女性。之所以说其“主要是女性”主办，是因为在这份报纸中还有一位男性参与了主办，这就是谌小岑。在1923年秋季，刘清扬回国之后，四位觉悟社成员商量创立这份报纸，这四人是刘清扬、邓颖超、李峙山和谌小岑。谌小岑和李峙山是夫妻，他们在觉悟社的化名分别是施以和施山，即41号和43号。他们在觉悟社解散之后离津，于1923年春天重返故乡，并与邓颖超一起组建了女星社。谌小岑成为女星社中为数不多的男性成员，其他男性成员还有李濂祺、顾峻霄、何雪。但是参与《妇女日报》经营的只有谌小岑一位男性。在1924年4月15日，刘清扬奉中共北方区委书记李大创之命南下之后，《妇女日报》报社总经理由邓颖超代理。至当年7月3日，报社刊登《刘清扬邓颖超周毅启事》称，因为她们个人事情很忙，对于报责不能兼顾，将经理、编辑职务暂行辞却，以免顾此失彼，但仍愿直接间接以相当助力。到8月5日，报社刊载《本报特别紧急启事》称：“现由李峙山、谌小岑二人承办。”故而，谌小岑既是报纸的策划创立人之一，也是后来的承办者之一，当然他也是报纸的撰稿人之一。只是这位男性并不如其他女性起主导作用。《妇女日报》发刊词称，“要将全国妇女运动者的意见和妇女运动的消息汇集起来，作有系统的讨论和研究，为消息灵通和讨论的便利起见，故而是出日报。”
刘清扬和向警予
“《妇女日报》的纪元，是中国沉沉女界报晓的第一声。”这是向警予撰写的《中国妇女宣传运动的新纪元》一文中的高度评价，此文刊登在《妇女日报》次日即第二期上。向警予当时是上海《妇女周报》的主编，也是当时中共中央的妇女部长。向警予在此文中称，《妇女日报》可以使妇女们常常与政治的社会的消息相接触，以养成其最缺乏的“政治的常识”和“社会的关心”。在她看来，即使一班聪明有志的女子，也往往卷入文学、美术、哲学、新诗、恋爱的范围去了，而于本身实际密切有关的妇女问题、社会问题、国家问题反漠不关心，这是环境使然，也是没有得着良好指导的缘故。所以，她“很希望《妇女日报》成为全国妇女思想改造的养成所！”这是给予了极高的期待值的。这篇文章写作时间是在1923年12月22日，地点是上海。为什么身在上海的向警予对于《妇女日报》有如此迅速的反映和如此高度的评价，正是因为刘清扬和向警予曾是赴法旅欧的旧友，都是中国共产党的女性党员，也都是妇女运动的积极倡导者。刘清扬是天津人，回族，她生于1894年，早年曾参加中国同盟会，1919年在直隶女子师范学校毕业，五四运动之后，她和同学郭隆真、邓颖超等发起成立了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并任会长，当年9月，和周恩来等人一同发起成立觉悟社，是最初的10位女性成员之一。 1920年11月，她与周恩来等人一道去法国勤工俭学，1921年2月经张申府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并与张申府一同介绍周恩来入党，在留法中国学生中开展革命活动，成为中共入党时间仅次于缪伯英的女性党员。1923年秋，刘清扬自法回津，主导并参与创办一份讨论妇女问题的日报。刘清扬本出身一个报人家庭，她的大哥刘孟扬是天津著名的《大公报》的总编辑，后来又曾创办《民兴报》；她的三哥刘铁庵是《新民意报》的经理，并且为其撰写长篇小说和搜集副刊来稿，《妇女日报》和女星社刊物《女星》的出版，在印刷方面都曾得到刘铁庵的大力支持。在《妇女日报》创刊号中，刘清扬发表《我认为目前应当做的事》一文，提出当下最该提倡实行的是四件事情，分别是第一整理家庭，第二限制生育，第三男女教育同等，第四开发女子职业。这些主张都是紧紧围绕妇女运动的基本问题，和该报发刊词的思想也都是一致的。在发刊当日的文章之后，现在能搜集到的尚有刘清扬发表的12篇文章，她的文章一般篇幅长、观点新、质量高，文笔犀利，思想锋芒，并且也都是对于她的四件是事情主张的阐述。如整理家庭，有《贤妻良母之是非》《我所以提倡妇女勤劳》；《“贞操”和“节妇”》；如限制生育，有《我主张限制生育的一个理由》；如开发女子职业，有《女子职业问题——清扬在国货售品迎新会上的讲演》《有志开发女子职业的诸姊妹速起！》《对保定女师风潮的感想》。此外，在专致妇女问题之外，尚有《纪念卢森堡》《答沈克思君》《北洋大学运动的我见》《列宁的精神——清扬在列宁追悼会上的讲演》《清扬的报告》等文章。向警予是湖南溆浦人，是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新民学会的创建者之一的蔡和森同志的夫人。她生于1895年，在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党内资历颇深。在党的二大上当选中共第一任女中央委员和第一任妇女部长，在1923年6月，党的三大通过了她起草妇女运动决议案，提出有关男女平权、保护妇女权益的条例，并提出“全国妇女运动大联合”。当年8 月她开始主持《妇女周报》，直到 “五卅” 运动爆发之后 ，在办报期间她身怀有孕, 每天清晨到报纸编辑部去上班, 傍晚又赶回中共中央局办公处所在地工作, 同时还领导组织妇女罢工、街头宣传演讲等斗争。在此期间她发现并高度推荐了在天津的《妇女日报》。 《清扬的报告》是刘清扬已经离津南下在广州所写的文章。这篇文章当中透露，向警子曾想把全国妇女运动中心固定于上海，并要刘清扬到沪主持工作，并且要把《妇女日报》作为全国妇女运动的机关也迁到上海。但是当时天津同志都很热烈地盼望刘清扬速归，所以这个问题必须同天津同志讨论而后决，基础稳固的天津妇女运动，一旦中坚分子迁移到上海，则将蒙莫大的损失。因此这个计划最终未能施行。
《妇女日报》和女星社
《妇女日报》和前文已经提到女星社及其刊物《女星》有着密切的联系。1920年11月，周恩来、刘清扬等人赴法国勤工俭学，觉悟社成员星散。至1922年春，为使觉悟社旅欧社员同国内社员的联系，周恩来主编《觉邮》的油印刊物，刊登社员彼此往来讨论问题的信件。当时国内觉悟社成员邓颖超、谌小岑、李峙山等收到国外的《觉邮》后，决定在天津也办一种《觉邮》，通过将国内外社员彼此来往的通信集中起来，油印成册，以能够互通思想和共同进步。1923年4月5日，在天津的《觉邮》作为《新民意报》的副刊创刊。那年春天，邓颖超在收到周恩来“奔向自由自在的春天”的明信片之后，在回信当中，谈到要建立一个妇女组织，这就是女星社。也就是在是年4月，女星社成立，这是以邓颖超为首的青年马克思主义者联合其他进步知识分子，在继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女权运动同盟会直隶支部之后，成立从事妇女运动的又一个进步团体。女星社的刊物就是《女星》。《女星》和《觉邮》一样，都是《新民意报》的副刊。所以在这里还是要说下《新民意报》。1920年1月，周恩来和进步教育家马千里先后被反动当局逮捕入狱，在狱中两个人商议拟办一份报纸。同年9月15日，由马千里任总编的对开报纸《新民意报》在天津创刊。后来在1924年10月29日，《新民意报》被直系军阀查封，报社编辑以及十八名排字工遭到逮捕。1925年1月7日，《新民意报》宣告停刊。这是这份报纸的短史，也正因为它，催生了《女星》。《新民意报》曾出版过13种副刊，其中有其自办的副刊，如《星火》《朝霞》等；也有进步社团的刊物，如《觉邮》和《女星》。 《女星》于1923年4月25日创刊，作为《新民意报》的副刊随报出版发行36期。《女星》继承了五四运动时期维护女权的论述，宣传妇女解放，主张妇女人格独立、社交公开、恋爱自由、婚姻自主以及家庭革命等。 后来《女星》由旬刊改为周刊，但并不是在《妇女日报》创刊之时，而是在女星社成立一周年之际。1924年4月27日的《妇女日报》上登载一篇《女星社之周年纪念会》，其中提到“将女星旬刊改为周刊，附于《妇女日报》出版。”这一报一刊之间依附关系很深，但是《妇女日报》和女星社却不存在隶属关系，它并不是女星社的机关报。《妇女日报》的成员均是女星社成员，所以可以将其视为女星社舆论宣传的另一个重要阵地。本来这一报一刊可以合并，因为女星社还要通过《女星》“作系统的社会报告”，故而没有停刊。据谌小岑的回忆文章，《妇女日报》在1924年7月销路二千余份；8月底销额已过三千；9月，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妇女日报》十分关心战事发展，发表了大量消息声讨，并向全国呼呼吁成立反对曹锟、吴佩孚等封建军阀的妇女组织，因此引起仇视而遭到种种压力，加之经费困难，办报人员相继续离津之故，所以在 10月1日停刊，而《女星》也随之停刊。他们所保留的全份《妇女日报》在抗日战争中全部散失。
“半边天”和“天下”
《妇女日报》发刊词称，她们认为中国妇女对于政治、经济、社会状况及关于女子的一切问题素不关心，所以拟对其概略作简要而有系统的记载，对女子问题，做些带刺激性的鼓吹，作妇女诉苦的机关，以使得在以男子为主体的现社会中，使人们觉悟到女子有参加社会活动的必要。妇女不仅对于女子的问题不关心，更对于于政治、经济、社会状况不关心。而女权运动的先驱们，则认为妇女应该参与社会活动，并且指出一个事实，是社会以男子为主体，女权其实是在与男权的斗争中取得的，所以，妇女运动是在解决妇女问题的同时，解决整个社会的思想。中国俗语“妇女能顶半边天”，但是能顶半边天显然是不够的，而必须是胸怀天下。刘清扬在《妇女日报》中的文章已经表明这一点，她所关注的绝非只是妇女，如她所对列宁和卢森堡追悼和纪念，对北洋大学运动的关注。那个时代的先进女性们，她们思想强烈激进，但是具体务实，她们直面问题，直接关注全社会的各个层面。在1924年创刊伊始，列宁去世，随即引起了《妇女日报》的极大关注，邓颖超和刘清扬分别发表了文章，邓颖超的《悼列宁》是在列宁去世后五天的1月26日见报，给予列宁高度的评价和深切的情感，二十岁的邓颖超以老辣的文笔写道：“他不死于纷乱之际，不死于完成之时，而独死于现在，实有意于后继者，奋斗努力的机会。那么，后继者，又何必过痛悼，而不愈努力呢？”报社又在直到3月的时间里接连推出列宁逝世的消息和《列宁略史》以及各团体筹备追悼列宁的情况、追悼大会志盛等报道，最末以刘清扬的《列宁的精神》为结。《妇女日报》连篇累牍地纪念五四运动和“五七国耻”，报道各团体和市民的纪念活动，宣传反帝反军阀的爱国主义精神，此外还发表天津反帝国主义运动联盟宣言等。反帝的精神在她们那里是宏观的，也是具体的，天津墙子河在海光寺处原有一水闸，长期被英、法、日三个国家的领事馆所把持，天津各界团体组织反对呼声不断，报社为此连续发表文章呼吁。报社也发表了很多抨击当时仍然盛行的皇会活动，故而它不仅是旗帜鲜明的反帝的，也是反封建的。在当年的五一节，《妇女日报》发表《中国人和五一》的文章，还特别刊出特刊，介绍五一节的历史等十篇文章。《妇女日报》为支持北洋大学的学生运动而发声，此外，它为援助外地如上海丝纱厂女工、湖南女界和保定直隶第二女师，都发表了大量文章，虽然所援助的都是女界，但这其实并不只是妇女运动，也包括了工人运动和学生运动。 这份由青年女性为主体的报纸，真是“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这些女性平均年纪不过二十余岁，是什么样的力量使得她们如此关注天下呢？她们是否受到了中国共产党的直接领导，这是当时人们就已经存在的疑问。为此，在1924年8月5日《妇女日报》刊出一篇《本报特别紧急启事》。这份启事直接声称：“本报之与任何团体党派不发生关系。原期已在读者诸君洞鉴之中，乃不料近来友人常以‘是否与党派发生关系?’之语相询问。且云外间俱如此传言云云。不胜骇异。”又说：“专为全国妇女谋利益，并非任何党派的机关。更无加入所谓 ‘青年团’情事。特此郑重声明，以免误会。”这篇启事发表之时，邓颖超已于4月加入青年团，而刘清扬早已是中共党员，但是她们二人已经退出，故而才说得理直气壮。在当时的情况下，声明与任何团体党派无关自然是保存的策略。在1987年7月，邓颖超同志应天津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的请求，回答了有关女星社的若干问题。邓颖超同志针对1924年北洋军阀散布《妇女日报》与党团组织有联系的言论，说当时如果不辟谣，那么就要封报纸。她认为，不能说女星社在天津党组织成立以前，受到党团的影响而客观上成为党团的助手，这样的估计太高，但是她同意1922年和1923年党关于妇女运动的有关决议案对女星社的创立有影响。女星社和《妇女日报》是受了少数党团员的领导，党团也确实是通过个人在活动，但不能说与她们党有直接的组织关系，但是，她们确实是反帝、反封建、反军阀的妇女进步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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