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焱

　　关于爱国进步团体“新生社”的组建，李大钊之孙李建生曾回忆：

　　我爷爷对天津党团组织建设十分关注，在他的亲自指导下，1919年9月，建立了天津革命团体组织——新生社。1920年，在他的安排和支持下，以新生社为基础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这个研究会后来成为天津早期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组织基础。

　　“觉悟社”和“新生社”成立前，于方舟就已熟识周恩来，他是在住进南开中学后初识周恩来的。对此，刘清扬曾回忆：

　　“当时的学生有些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家庭出身的青年，他们参加五四运动只是凭一股爱国热情，究竟应该如何坚持斗争，心中无主，所以一经学校和家庭阻挠，有一部分学生，认为卖国贼已罢免了，巴黎和会已拒绝签字，运动已进行了两个多月，没有什么可干了，斗争情绪松懈了。天津学生联合会感到情况不对，极力想法维持学联的爱国活动，并鼓励骨干分子集中办公，都搬进南开中学居住。”

　　于方舟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搬进南开中学居住并结识了回国不久的周恩来：

　　“那时候学联正想筹办传播新思潮、宣传反帝反封建的机关刊物《学生联合会报》来鼓动大家的斗争情绪，可是总物色不到人才。马骏等学联负责人，一听说周恩来同志回国了，都认为他是最理想的主编人。于是马骏等即去访问周恩来同志，详细地介绍了学联会内部的情况和同学的趋向，邀请他主办《学生联合会报》”

　　《天津学生联合会报》于1919年7月21日正式创刊。恰恰就在7月下旬，北洋政府为镇压山东爱国运动宣布对山东开始实行戒严。周恩来马上在8月6日的《天津学生联合会报》上发表《黑暗势力》一文，并派人赶赴济南调查采访，揭露血案真相。8月23日，刘清扬、郭隆真等10名天津各界代表与北京、山东、直隶等地代表到总统府请愿，全部遭逮捕。而在天津坚持斗争的于方舟也在同日被捕。根据王贞儒的回忆，8月23日，天津学生援助山东爱国群众，于方舟在街头宣传，“揭露山东镇守使马良枪杀爱国民众的罪行，讲演正在激昂之时，警察厅派警察将方舟逮捕，羁押两周释放。出狱后，方舟仍继续做爱国宣传，不因被捕而稍有退缩。”

　　出狱后的于方舟得知，就在他被拘的这半个月内，“觉悟社”成立。随着运动的深入，一般性的群众组织已不能适应革命活动的需求，应组建更加志同道合、更为严密的团体。并且，团体在初始阶段不能太大，否则势必会引起当局注意，活动起来十分不便。团体小而数目多，则可以相互呼应，相互支援，及时应对当局的干预、解散、查封。正是基于此种现状，于方舟出狱后，立即联络省立一中的韩麟符、安幸生、陈镜湖等同学，酝酿成立一个社团。于是，“新生社”于9月下旬应运而生。

　　关于“新生社”和《新生》杂志的创建与创办，天津社会科学界曾进行过调查研究。1980年2月，董振修发表《中国共产党在天津的早期革命活动》时在“附记”中指出，从1959年到1960年，他在天津革命史编办室工作时，接触到一些有关中国共产党早期在天津从事革命活动的史料，也访问过当时健在、中共天津地委建立前后在天津工作过的许多老同志，翻阅过天津早期的一些报刊和有关书籍，参阅过天津历史研究所、历史博物馆和原天津建党纪念馆等单位的一些材料。 在掌握大量资料的情况下，他认为在五四爱国运动中，“觉悟社”是以南开学校学生和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生为骨干的；而“新生社”也是在李大钊指导下于1919年9月建立并开展活动，它的第一个活动地点在现建设路芸芳里2号，第二个活动地点在现泰安里3号。 除于方舟外，“新生社”的成员还有：直隶省立一中的韩麟符、安幸生、陈镜湖；天津公立甲种商业学校的李培良；直隶公立工业专门学校的卢绍亭；直隶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的辛璞田；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的王天麟、卢襋瑜、王桐华、王棣华等。

　　“觉悟社”和“新生社”同时成立于1919年9月的天津，种种资料都表明其当年的重要作用和影响力：“觉悟社、新生社成立后，同天津各界联合会、学生联合会等团体一起发动了新的反帝爱国斗争，成为天津学生爱国运动的中坚力量”。“在觉悟社、新生社的带动下，1919年12月10日，天津中等以上男女各校学生组成了新的学生联合会。觉悟社、新生社和其他爱国团体共同战斗，在反帝爱国斗争和传播马克思主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新生社的创立及其社会实践活动，为天津党组织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天津革命史上谱写了一曲壮丽的凯歌。”

　　两个团体刚一成立便立即发挥了重要作用。1919年9月底，全国学联应山东各界爱国团体的要求，决定组织各省代表再度前往北京进行请愿斗争。天津爱国青年积极响应，觉悟社社员郭隆真、关锡斌，新生社社员王桐华，一起上阵，共赴北京。10月1日与上海、山东、河南等七省市的31名代表到新华门前请愿，提出5项要求。北京政府拒不接受，并逮捕全部代表。是夜，觉悟社的郭隆真和新生社的王桐华共拘一室即“警厅女特别室”。在此关键时刻，觉悟社的周恩来率一队天津学生参加请愿斗争，并与全国学联、各省市学联负责人商定，“双十节”在各地分别举行集会示威，抗议北京政府暴行，声援被捕代表。新生社的于方舟、韩麟符镇守天津，与北京的周恩来遥相呼应。1919年10月5日上海《申报》一条《男女学生赴省公署请愿要求释放被捕代表》的新闻报道了他们的斗争：“2日，天津各校学生结队向省公署请愿，共有学生4000余人，童子军300余人维持秩序……当时王叔钧厅长闻信赶到，令各校举出代表为边缉新、韩致祥（韩麟符）、于方舟、姜国辑、孙学谦、刘式英、沙主培、王琪（女界）等8人与王厅长接洽。” 10月10日，天津各界群众数万人在南开操场集会，再次抗议山东军阀马良镇压爱国运动。10月13日《益世报》发布周恩来起草的《天津中等以上男女学校学生短期停课宣言》。 罢课6天后，天津各界1万余人又于10月20日前往直隶省公署请愿，声援被北京政府逮捕的各地请愿代表。天津这一连续数日、坚持不懈的斗争，不仅得到全国学联等团体的有力声援，且与各地爱国斗争相互呼应，形成了强大的声势。11月7日，北京政府终于被迫释放了10月1日在新华门前逮捕的各地请愿代表。由此，觉悟社和新生社的配合初见其效。

　　在觉悟社和新生社成立之前，天津学生组织按惯例都是男生女生分开，因为当时多数学校不收女生，女生必须去读女校。而觉悟社和新生社的创立打破了男女校和男女生分别组织团体的界限。经过两个多月的实践，青年们决定尝试着将原先单一男校男生组成的学联，改为男校女校都能参加的新的学联。于是，正如《中国共产党天津历史（第一卷）》一书记述的那样：“在觉悟社、新生社的带动下，1919年12月10日，天津中等以上男女各校学生组成了新的学生联合会。” 天津学联的“男女合组”是当时震动社会的一件大事，所以亦引起媒体的极大关注，如《新学联成立盛况》 ：

　　昨天下午2点钟，天津男、女学校学生合组的新天津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在北马路总商会开成立大会。到会的有各团体代表，各学校学生代表，总数有500多人。由女师范学校学生会评议员主任张若名主席述开会辞。大意谓：男女学生合组学生会，是天津男女解放的起点。选出总务委员会谌志笃、刘清扬、李毅韬、马骏、于兰渚（方舟），教育委员会王贞儒，邓文淑（邓颖超），出版委员会卢襋瑜、李燕豪、薛撼岳，调查委员会韩致祥（韩麟符）、王贞儒，演讲委员会王天麟、邓文淑（邓颖超）。

　　觉悟社的周恩来、邓颖超、马骏、刘清扬、张若名、谌志笃、李毅韬、王贞儒，新生社的于方舟、王天麟、李培良、卢漱瑜、韩致祥（韩麟符），尽在其中工作着。

　　男女合组的新学联刚刚成立一个多月，“觉悟社”、“新生社”两团体的很多人便因省公署请愿斗争而被投入囹圄长达173天。1920年4月6日的天津《益世报》，曾出现这样一则消息：

　　昨日（5日）下午4时，天津学生代表24人，黄辉、王玉轩、崔崇义、张裕、鲍长义、严永忠、何兆熊、魏春藩、胡诵涛、邓文淑（邓颖超）、王贵言、王天麟、王子光、王桐华、贾宝峰、王棣华、刘泳溪、卢襋瑜、谌志笃、吴瑞燕、蒋方敦、郑季清、严津祥、赵光宸在警察厅门前聚齐，要求将被拘代表24人换出，情愿代为执行。

　　当时的情况诚如邓颖超所述：“学校当局突然宣布提前放假，强迫同学回家，拆散我们的组织。只有极小一部分同学留下来，坚持日常工作和同学间的联络，特别是援救被捕的代表。” 但是，就在这极小一部分的同学中，人们可以看到觉悟社社员和新生社社员男女青年们共同战斗的身影。虽然在“一·廿九”惨案发生之后的黑暗日子里，“学联被迫转入秘密状态，斗争的条件是极端困难的”，但是“我们终于又想出了继续斗争的方法，就是留守的学校代表发动自愿签名，代替被捕的代表受监禁。我们签足了名，就备了公文，带了行李，到警察厅去要求入狱。” 就在这些前往监狱要求替换的同学中，不仅有觉悟社的男社员谌志笃、赵光宸，还有觉悟社的女社员邓颖超、郑季清、吴瑞燕，更有新生社的女社员王天麟、王棣华、王桐华、卢襋瑜。

　　觉悟社和新生社的领导人不仅在警察厅领导了绝食斗争，转至检察厅后又共同担任了狱中读书团的组织者和负责人，带领狱友学习马克思主义，研究社会问题，探求救国之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