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焱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于方舟立即投身于反帝爱国斗争。他组织“学生救国团”，并先后当选为天津学生联合会评议委员、天津市各界联合会学生代表。1959年第9期《中国妇女》杂志上曾发表邓颖超《五四运动的回忆》：“1919年五四运动时，我才16岁，正在天津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念书。今天谈起30年前的往事，由于30年不算短的时间和中国革命的曲折复杂经历，已经冲淡了我的许多记忆，现在仅就我能记得的谈谈。”不过，即使在五四记忆被冲淡的情况下，她也能清晰地记起那一年的“五七”国耻大游行：“在7日，天津学生就举行了示威” 。《中国共产党天津历史（第一卷）》也记载：“5月7日，各学校分别举行了‘五七’国耻纪念集会和示威游行。” “5月7日，天津十几个中等以上学校的学生举行了反帝示威游行，于方舟被推选为游行总指挥”，“他演说时慷慨激昂，声泪俱下，沉痛感人”，“当时，学生们称赞于方舟为爱国学生中的‘四大金刚’之一”。

　　刊于1962年出版《河北革命烈士史料》第二辑《于方舟同志遗作》中的《“五四”竹枝词》，是于方舟在五四运动的特定时期所作，“这些诗句成为我们今天了解于方舟同志生平和‘五四’运动在天津情况的极珍贵资料。” “标语条条贴家家，传单飞舞赛雪花，同胞拾得亲亲看，不买日货救国家” ；“开开铺面白了天，忽然进来跪哭团，先听演说亡国惨，就是铁人也心酸”；“既无刀来也无枪，爱国演说血满腔。会旗插在浮桥上，百万同胞骂杨梆（天津警察厅厅长杨以德的绰号）”；“三岔河口水如梭，千流百汇入海河。天津同胞真爱国，宋朝义与李凤和（宋、李二人为天津五四运动中很活跃的工人）”；“丁字沽边柳万条，澎澎流水过红桥。罢工工人桥上过，愤怒如同午时潮。”；“省长衙门添卫兵，巡警街头打学生。日本租界架大炮，六大纱厂罢了工（即当时天津的裕大、裕元、宝成、北洋、恒源、华新六家纱厂）”；“七十二沽入画图，十五代表被过捕。代表天津人百万，誓死不当亡国奴”。这些快速成诗、通俗易懂、形象直观的文本蕴含了大量的历史细节，既叙述了周恩来等十五名学生代表“代表天津人百万，誓死不当亡国奴”的志向抱负，也有邓颖超等女界演讲团“不买日货救国家”的慷慨陈词；既有于方舟自己亲率“跪哭团”“就是铁人也心酸”的请愿场面（当时天津百姓有“奸商最怕跪哭团”的口碑 ），又有“罢工工人桥上过”“六大纱厂罢了工”的工运情景。《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在“五四运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一节中认为，此时中国工人阶级开始以独立的姿态登上政治舞台。 而19岁的于方舟敏锐发现并正确认识了工人阶级的力量与作用，对他后来走上与工人运动相结合的道路并亲自领导工人运动产生了重要影响。

　　值得重视的是,于方舟的一次重要提议，天津及多地罢工斗争促成了五四运动在全国取得的阶段性胜利。天津总商会决定1919年6月10日开始罢市后，总商会秘书长夏琴西即接到威胁电话：“亲日派军阀天津警察厅厅长杨以德打电话对我说：‘琴西，你可别出布告罢市。如果你们出布告罢市，我就撤去岗警。治安，由你们负责。’” 天津学生联合会会长谌志笃回忆：“学联接到这个消息，连夜开评议会商讨。官立中学（省立一中）评议员于兰渚（于方舟原名）提议：把各校童子军集合起来，代替警察站岗。大家赞成这个办法。6月10日罢市实现了。站岗的警察一个也不见了，他们奉命以‘罢岗’来抵制罢市。学联组织的童子军穿着黄色制服，手持木棍，在街上指挥行人，维持秩序。我们对警察厅威吓的斗争完全取得胜利。”

　　此次罢市对于罢免亲日派卖国贼的职务起到了直接的推动作用。天津总商会致电北京政府提出：“查栖息于津埠之劳动者数十万众，现已发生不稳之象，倘牵延不决，演成实事，其危厄之局，痛苦有过于罢市者，恐市面欲收拾而不能矣。” 慑于人民群众的愤怒和威力，北京政府于6月7日被迫释放被捕学生，10日罢免亲日派卖国贼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的职务。

　　电影《建党伟业》中“爱国不怕进狱门”的诗句出自于方舟的《浪淘沙》：“千古做完人，震撼三津，爱国不怕进狱门。虎狼拒送检察厅，更增仇恨！红日透监棂，满眼光明，绝食神州风云动。买办洋奴休横行，一场春梦！” 《革命烈士诗抄续编》收入此词时标注创作时间是1920年：“1920年，曾和周恩来等同志领导著名的天津‘一•二九’斗争。” 该书所选的《浣溪沙》同样表现了于方舟的狱中生活：“红日过墙三尺透，监狱门开来走兽；看到绝食眉头皱，面对英雄发抖！标语传单未写够，牢外同学平安否？”于方舟在狱中不仅坚持斗争，还与周恩来、马千里被选为公共读书团负责人，研读马克思学说，探究社会，学习文化。

　　五四运动中，于方舟还组织领导了爱国进步团体“新生社”。1919年五四运动后的下半年，天津由男女学生们合组了两个新文化团体，一个是周恩来同志领导的觉悟社；另一个就是于方舟领导的新生社。根据史料，这两个社的社员，在爱国运动中都起到了骨干作用。 对此，李大钊之孙李建生曾回忆：

　　“我爷爷对天津党团组织建设十分关注，在他的亲自指导下，1919年9月，建立了天津革命团体组织——新生社。1920年，在他的安排和支持下，以新生社为基础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这个研究会后来成为天津早期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组织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