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时期全国各地出现了许多爱国进步社团，它们是新文化运动和民主爱国运动的直接产物。五四运动进一步促进了广大青年的思想解放和对国家命运的关心，因而社团的组织有了更大的发展，在全国许多地方都有不同的社团出现。

　　图表：五四运动时期的主要社团创建组织

　　经过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和“五四”反帝爱国运动的洗礼，天津的青年学生迅速成长起来，如火如荼的反帝爱国斗争，使他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一起，更加发奋求索。觉悟社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了。

　　1919年9月2日，周恩来和获释的赴京请愿代表在由京返津的火车上总结几个月的斗争经验和教训，热烈地谈论起天津反帝爱国斗争今后发展方向等问题，认为在天津学生联合会和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等形式下把群众组织起来是必要的，但不能停留在一般的群众组织阶段，应该把天津的学生运动引到思想革命和文化革命的方向上来。郭隆真提出天津学生联合会同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应更加紧密地合作，成为天津反帝爱国运动的核心。张若名提出把两个团体合并起来。周恩来进一步提出组成一个更为严密的组织，得到大家一致认同。

　　觉悟社成立地点——草厂庵41号

　　1919年9月16日，在东南角草厂庵41号——天津学生联合会办公室里，觉悟社举行了成立会。

　　觉悟社是由天津学生联合会和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的骨干组成的进步青年团体。两会各推举10人，以体现男女平等，他们便是觉悟社最初的成员。女社员有刘清扬、郭隆真、邓颖超、张若名、李毅韬、郑季清、吴瑞燕、周之廉、李锡锦、张嗣婧，男社团有谌志笃、马骏、周恩来、李震瀛、谌小芩、关锡斌、胡维宪、潘世纶、赵光宸、薛撼岳。

　　这些进步青年为了研究新思潮，探索革命真理，冲破封建习俗的束缚，共同组建了这个团体。他们以抓阄的方式决定个人的号数，取谐音当作别名，代替个人对外的姓名，用以互相称谓、通信或作笔名。当时制作了50个号码，因为20人从50个号码（从1到50）中任意抓取代号，故20人的代号是不连续的。每人抓一个，再用这个号码的谐音取一个别名，如邓颖超抓的是1号，别名“逸豪”，周恩来抓的是5号，别名“伍豪”。

　　图表：觉悟社社员名单

　　觉悟社成立后，将矛头直接指向“军国主义、资产阶级、党阀、官僚、男女不平等界限、顽固思想、旧道德、旧伦常”，认为这些“不合乎现代进化的”东西，都是“应该铲除、应该改革的”。为了这个目的，觉悟社立志要作引导社会的先锋，要成为一个预备“牺牲”、“奋斗”的组织，成为对敌作战的“大本营”。它成立后，备受社会广泛关注。北京《晨报》评价觉悟社是由“天津学界中最优秀、纯洁、奋斗、觉悟的青年结合的小团体”，是“天津的小明星”。

　　北京《晨报》对觉悟社的评价

　　文章来源：天津觉悟社纪念馆——觉悟